孙复初与英语的“缘分”有点不寻常：他学的是土木结构，却在清华大学当了近30年的一线英文教师。他担任过外语系副主任，教过一万多名清华大学生，编了几本英语大词典。 而眼下，他却正越来越痛心于英语在国内的“遭遇”。“英语完全成了考试的工具！”他焦虑地说。于是他四处批评当下的英语应试教学模式。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孙复初便明确反对英语标准化考试。去年，教育部公布了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方案，他又在媒体上公开质问：“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他一再呼吁：“应该下决心把四六级英语考试停掉！” “我从内心里反感标准化考试，完全违背了语言学习规律。”72岁的英文老教授皱着眉说，“那是对青年的摧残！” “学生们四六级考试倒是过关了，可是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错误百出” 孙复初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遭遇到英语的标准化考试。随着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成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标准化考试逐渐向全国推广。 1987年，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实行。 渐渐地，孙复初在教学一线发现了变化：有学生在他的“科技英语”课堂上不太愿意听讲，埋头忙着做模拟题。 因为从来没见过这种新考法，一开始，孙复初“还觉得很新鲜”，慢慢便发现不太对劲了：学生们有时拿习题来问他，孙教授觉得根本无助于掌握语言基本应用能力；教室和图书馆里，学生们手里开始捧起了各种习题集和应试大全；校园书店里，英美文学选读、英文原著等书籍逐渐被各色应试辅导书淹没。学生们埋头做习题，英语课上做，图书馆里做，到各系专业课上还在做。 各系各专业的老师有了意见：外语课正在冲击我们专业课，你们在干嘛？ “可这不是我们布置的。”孙复初委屈地说。 每年，当孙复初的“科技英语”课程结束，打完成绩之后，他会对学生作一次问卷调查，请他们对孙复初本人、对英语教学提意见。没想到，这些写着班号、学号、真名实姓的意见，竟有相当一部分针对四六级考试。 意见说，四六级考试对提高英语运用能力没什么帮助，“过了六级，不等于掌握了真本领；写的英文论文，外国人看不懂；学了一些日常口语，但老外来的电话不敢接。”孙复初回忆说，“学生明确讲，四六级考试培养的就是应试能力。” 他将上千名学生的意见装订成册，一份不落地交到教务处。教务处一位处长用了两个星期时间看完，写了一份长达11页的简报，摘录的全是有名有姓学生的原话，送给教务处正副处长，正副教务长和正副校长。 教务处还委托由各系主管高年级英语学习的教师组成的“英语教学委员会”，命题进行了一次考试，结果发现，“学生英语掌握程度很不理想”。 各系教师反应强烈：学生们四六级考试倒是过关了，可是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错误百出。 最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综合各方意见，经过慎重讨论，一致同意清华同四六级考试脱钩，四六级考试不再计入清华成绩。并从1996年起，代之以清华英语水平I、水平II级考试。 当时的主管副校长，曾打电话给孙复初叮嘱说，外语系干部到校外参加教学会议，一定要明确表示学校不同意四六级考试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清华学生在参加清华英语水平I、水平II级测试之外，都参加了四六级考试。一位还在求职的清华大学研究生说：用人单位大多要求四六级证书。 资料显示，1987年，全国报考四六级英语考试的人数仅为10万，而到2004年，这一人数猛增到1100多万。 尽管去年四六级英语考试出台了改革方案，但四六级考试并未降温。来自湖北省的数据，今年共有42.5万余人报考四六级，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而福建省今年的报考人数也达15.3万余人。 “标准化考试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的学习规律” 面对这四六级红火景象，这位英语教授越发焦虑：“标准化考试跟语言学习，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他常爱引用清华大学前副教务长在文章中讲到的一件事：两位中国外交官常年在美国工作，任满后带自己的孩子回国，插班上大二，这位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大学生，做了一张现行的标准化英语试卷，竟然没考及格。 另一个例子是，北京一份著名期刊登载，有6位外教参加2005年高考的英语考试，平均得分71分(满分150分)。考后他们问媒体：“你们这是考英语吗？” 而那些能考130分、甚至140分的学生，在孙复初的班上，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英语应用能力。 他给大二、大三的学生开科技英语课。课上有时要求学生当堂翻译英文文章。这些文章，通常都是他从英美报纸杂志上选摘的科普文章或报道，全是通俗易懂的科技语言。 他发现：学生读文章读得很快，从段落句子中抓关键词，再把几个词一连起来，想当然地就蒙大体意思，并还能诌成一篇文章，可是却跟英文原文“牛头不对马嘴”。 孙复初连连摇头：“同学，这是翻译，不是创作啊！”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又不知找谁说理去。”孙教授苦笑着说，“不能怪学生，他们就是这么被训练的。否则，三四页的考卷怎么做得完，阅读理解看不懂，又怎么做题？” 他曾经会同清华大学几位教师与参加英语应试辅导后获得高分的学生座谈，学生告诉他，比如阅读理解部分，老师说看不懂没关系，可以用“分类法”、“排除法”等等，从给出的ABCD四个答案反推过去蒙。老师还为学生支招，如果实在不会做或者来不及答题，就一律填上C，选C蒙对的几率最高。 孙复初跟清华几位老教师还做了一个对比实验：把学生选对答案的试题，用另外的方法去考，或者让学生讲讲这些试题的意思。结果发现，许多题目学生根本没有看懂。 “标准化考试不仅不能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反而“约束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创造能力” 有一次，孙复初看到一道选择题，觉得A和B答案都对。于是去请教当时的外语系主任。系主任也觉得两个答案都可以。他们又去请教外教，外教也持同样的看法。令孙复初不解的是，课堂上却非要把B否了。 “语言不像数学，一加一就等于二。语言那么多种多样，简练的语言、委婉的语言、隐讳的语言……一个意思可以有十几二十几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非要用僵化的方式来约束学生呢？”孙复初质问，“学生不会说自己的话，只会写与标准答案相同的话。” 去年2月，《南方周末》登出对孙复初的访谈：《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 3月，一位从事教育测量研究的学者在媒体上发表了另一种观点：“如果有人用菜刀伤了人，需要追究的是用菜刀伤人的人的责任，而不该去责怪菜刀”。“四六级考试功大于过”，只是这把“菜刀”被误用了。 对此，孙复初很不认同。他说：“标准化最不适合语言教学。语言教学不能用标准化的思维，两者天然地冲突。” 他认为，标准化考试必然导致学生语言能力的下降。“有人说，中国学生汉语水平普遍下降，是由于英语的冲击，其实同样是因为标准化考试”。“标准化考试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教学的规律”。 “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孙复初最初开始学习语言，是在抗战时期母亲带着他逃亡的路上。随身行李中，母亲斯霞惟一不舍得丢弃的，是一包儿童读物。 逃难间隙，母亲就通过读故事书来教他识字。当他认识一些字了，便要求他写日记，或者给远方的亲戚写信。 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这样在长子身上实施她的语言教学实践：随课文分散识字，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在识了一些字后，就想办法让孩子应用。事实上，在她后来几十年的小学教学生涯中，她也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在她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小学试验班里，二年级的学生可以认识2000多个字，读了174篇课文，还可以写几百字长的作文。 颠沛流离中，孙复初跟着母亲从3岁学到6岁。第一次上小学他就直接被分到了五年级。 母亲的语言教学经验，对孙复初产生了极大影响。“英文与中文学习的规律是相通的。”他强调。 孙复初回忆，上世纪40年代，他在南京上中学时，当时的中学英文老师就是按照同样的规律进行教学。 那时，中学生孙复初英文课上读的是英文原著，高二时，他们的教材便是原版的《林肯传》。老师要求他们大声朗读课文，背其中的好句好段。他和同学还被要求用英文回答问题，用英文写日记、写作文。 中学生孙复初那时常常使用英文。除了课堂上用英文听课和交流之外，学校在某些课程上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要求他们用英文做习题，写实验报告。 考大学时，英语考试也跟平时学期考试一样，只是要求答几道问答题，然后“哗啦哗啦”写篇作文交上去完事。“管他什么作文题，拿起笔来就能写。”他说。 孙复初的夫人郑老师，那时在天津上中学，各校采用不同的教材，“我们英文课就是读《项链》、《灰姑娘》什么的。”郑老师说。初三时，她和同学已经能用英语编小戏剧在圣诞夜里演出了。 尽管没有“好记星”、复读机、电子词典等现代工具的帮助，两人都在中学即掌握了基本的英文应用能力：写信、写日记、读报纸、读原著，开口能说。 两人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之后，学校不再开设专门的英语课。但用原版教材上微积分等课程时，学生们没有语言障碍。“不管来自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小地方的同学。”孙复初肯定地说。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清华课堂上，孙复初让大三的学生用英语翻译“画一条线，平行于AB边，垂直于CD边且与CD边相交于O点”，全班竟没一人能胜任。“画”用哪个词，“平行”怎么翻，没人知道。 “为什么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孙复初不解，“我们曾经有过搞好英语教学的经验。” 孙复初当年在中学班上，英语水平属中上。后来，这位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竟成了清华的英文老师。据他说，靠的基本是中学打下的底子。 然而令孙复初不解的是，“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他在清华课堂上的学生们，已经学习英语多达9~12年，却依然没有掌握基本的应用能力，开口说不了话，读不了英文报纸，用英文上课，语言障碍很大，不得不在大学里继续上1~2年的大学英语必修课，甚至读到研究生，还要补基础英语。 在孙复初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