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退休多年，但于维栋对国家高新区的感情依然很深。从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调研室、国家科委等7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赴中关村调查至今，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往事依然清晰地印记在他的脑海中。作为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于维栋见证了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区的诞生。

　　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首个国家高新区

　　“1987年年底，新华社记者夏俊生写了4篇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报告，这4篇调查报告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于维栋清楚地记得，中央领导阅读这4篇调查报告后在一些语句下划了加重号，有的还做了旁批。那些划了加重号的语句包括：

　　“这条街上的科技企业，不仅自己开发的技术成果迅速变为生产力，而且把中国科学院积压多年的科研成果变为实用技术投向市场。”

　　“建议国家对个体、集体、全民科技企业通盘考虑，研究技术产业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以促进我国技术产业的发展。”

　　“民办官助型”、“以200%的速度递增”、“把人才流动搞活”、“民办科技企业最大的意见是得不到进口许可证和国家科技项目”等。

　　此外，在“中关村地区有4.5万多名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的文字边作了旁批：“直接参加企业工作的有多少？”

　　谁都没有想到，这4篇调查报告通过内参的形式送达中央会在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1987年12月，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科技组负责人，于维栋带领由7个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深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调查。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于维栋经历了策划、组织调查、起草报告到见证中央决策的全过程。

　　“实际上，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后，中央发展科技和经济的思路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虽然大政方针已经明确，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合点，没有找到能够操作的载体。”于维栋介绍说，在2个月的调研中，他们形成共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经验不能只停留在肯定成绩上，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摸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工业园区，这是“粘合”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最好载体，是科技人员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最佳切入点。经过研究讨论，联合调查组成员一致认为，向中央提出建立科技工业园区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8年3月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与会者对联合调查组提交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强调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要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服务；有人认为要给民营科技企业一些政策倾斜，并普惠到全国。最终，在讨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问题时，会议决定要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试验区建设以北京市为主，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参与协作。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在中关村诞生。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立是北京市乃至我国科技改革史上一件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事件。从那以后，中关村的影响与日俱增。”正如于维栋所言，1999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2009年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要求把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0年，中关村企业总收入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持续引领国内产业发展，约占全国总量的1/7；计算机市场占有率、手机产量稳居国内第一；集成电路设计收入占全国的1/4。截至目前，中关村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82家，其中境内上市109家，境外上市73家，并初步形成了创业板中的“中关村板块”。

　　火炬引领国家高新区蓬勃发展

　　“中关村的作用和影响不仅在于它创造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扩散、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的一种新模式。”于维栋表示。

　　在首个国家高新区诞生之后，国家高新区蓬勃发展。1991年、1992年连续两年，国务院对国家高新区建设作出战略性部署，先后批准建立了51个国家高新区。1997年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立，2007年宁波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2009年湘潭高新区、泰州医药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2010年又有27个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目前国家高新区总数达到83个。

　　于维栋回忆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致认为，在科技资源密集的地区兴办高科技产业开发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行办法。“可先集中力量搞两三个试点，不要一下子搞太多，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经验值得重视，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建立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条例，研究、解决好有关政策问题。”于维栋表示，在这样的思路下，1988年8月火炬计划开始实施，拉开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帷幕。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功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到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高新区达到27个。于维栋参与了很多国家高新区成立前期的调研工作。在他的记忆中，最紧张、最辛苦的一次调研是在1992年，于维栋参加的调研组在26天的时间内走访了8个城市。调研结束后，调研组提出了“再发展25个国家高新区”的建议。

　　“这个建议当时也引起了争议。”于维栋表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开发区建设热潮，涌现出约8000个各级各类开发区，此时增建国家高新区无疑会被冠以盲目跟风之名。然而，于维栋等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考察后发现，一个完全依赖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是无法发展壮大的，经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园区数量和规模都很大。于是，调研组在报告中提出：中国要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实力相当的经济大国，如果没有50-100个能够成气候的高新区是不行的，而一个高新区从建立到成气候起码需要15-20年的时间，1992年不开始建设就太晚了。“这个建议经过中央有关领导的审批最终获得通过。”于维栋表示。

　　国家高新区的扩容升级标志着高新区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国家高新区能够以更高的起点、更厚实的基础迅速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当年于维栋等人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实际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之所以能支撑得住，高新技术产业在其中发挥了支柱作用。经过20年的探索和实践，国家高新区蓬勃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一点都不差。”谈到这些，于维栋颇感自豪和欣慰，他表示，到目前为止，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是科技园区做得最好的。

　　的确，经过20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不仅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更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日益显现。“十一五”期间，国家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西安高新区、合肥高新区、宝鸡高新区等19个国家高新区的工业增加值已占到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的30%，接近一半的国家高新区工业发展增速超过15%。

　　国家高新区在坚持中实现个性发展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家提出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对于一直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国家高新区来说，新时期将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于维栋对此充满期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高新区超强的抗风险能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事实证明，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基地。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个国家高新区的主导产业。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芯片设计和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上海张江高新区的集成电路制造、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光纤光缆和激光设备、无锡高新区的太阳能光伏和物联网、包头稀土高新区的稀土材料、保定高新区的新能源产业等都已形成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从全球看，国际金融危机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竞争和创新高潮。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纷纷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体现了力图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的战略意图。国家高新区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于维栋认为，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关口，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有许多重要任务等待国家高新区去完成。在此过程中，国家高新区必须坚持“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初衷与宗旨不变，只有这样才能在决策过程中围绕根本去发展而不会偏离航线。与此同时，每个国家高新区的优势与基础不同，发展的重点与路径不能一概而论，其他高新区的成功经验只能去吸取而不可去复制，只有按照自己的个性进行不同的发展定位，国家高新区才能形成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于维栋看来，尽管我国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始终在积极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国家高新区这个载体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在2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探索。在21世纪的今天，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振兴的希望所在，它不仅使祖国更加强大，而且使人民的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改善。“如果有100个左右成气候的国家高新区，将大大加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相信新的一代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于维栋再次强调。

　　于维栋，196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曾任兵器部447厂中央实验室技术员、实验室主任，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工程师、研究室主任；1982-1995年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从事科技政策研究，担任研究员、科技组组长、调研室副主任、党委书记等职务；现任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特聘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理事、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