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吉林省白山市。我原本对自己的生活满怀希望。1996年1月17日，儿子周成汉出生，这给全家人带来了无数欢乐。原以为，幸福而又富足的生活将陪伴着孩子长大成人，没料到命运里埋伏着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白涛说着说着，泪水慢慢流了下来。 ■一岁多的孩子聋了 　　“1997年3月14日，孩子拉肚子。我当时非常害怕，就赶紧抱去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小儿腹泻，开了一张处方：0.9%生理盐水200毫升，硫酸庆大霉素静脉点滴每日一次四万单位，共用药两天。” 　　过了一段时间，她突然发现儿子的反应异常：白涛在呼唤儿子时，他却表情木然，没有任何反应。白涛心里突然掠过一丝惊恐。 　　“我赶紧抱着孩子去医院，还托人找了一位耳鼻喉科的主任大夫给孩子诊断。医生说，这孩子聋了!我当时哭着求医生，儿子刚满14个月啊，正是学说话的时候，不能让他坠入无声的世界呀!”白涛说。 　　大夫问白涛：你用没用过什么耳毒性药物，如庆大霉素什么的？白涛想起来，孩子在拉肚子时，曾有医生给他打了硫酸庆大霉素。医生告诉白涛：孩子得的是药物中毒性耳聋，这种病哪儿也治不了…… ■丈夫选择了离婚 　　“我打电话给在长春的丈夫，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儿子聋了。他问我这是真的吗，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的语气是那么冰冷，还有掩饰不住的愤怒。”白涛平静地回忆着。 　　一周以后，丈夫打电话给白涛的母亲，说要离婚。白涛的母亲震惊了，问“这是为什么呀”，白涛的丈夫却把电话挂断了。 　　白涛说，这个消息对她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1998年3月，他们离婚了。那一天，她哭着对儿子说：“成汉呀，忘了吧，你没有爸爸。从今以后，你的生命将融入妈妈的生命……” 　　儿子的小手在白涛的脸上乱抓，他听不见妈妈的哭诉，却看见了妈妈脸上流淌的泪水。 　　离婚之后，已经辞掉了工作的白涛失去了惟一的经济来源，但她依然没有放弃给周成汉治疗的最后一线希望，1998年8月，白涛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同仁医院，为儿子做了核磁共振，最后的结论依然是：神经性耳聋，用药(造成的)耳聋。这等于是最后的结论。 ■抱着希望到处求医 　　同仁医院的刘铤教授告诉白涛，孩子的耳聋无法医治，他要恢复听力，需要植入人工耳蜗，费用是20万元! 　　20万元，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压在白涛的心头，令她喘不过气来。对儿子来说，通向有声世界的出路，难道就这样断了吗？ 　　那些日子虽然痛苦，但白涛没有选择放弃，她抱着儿子去京城各大医院求医，但孩子的耳聋已经成为事实。从北京回到白山之后，白涛准备向白山市八道江区医院讨个说法。 　　白涛的母亲跑遍了白山市各级医疗管理部门和法院，但是医疗纠纷却一直没有得到认定。由于孩子需要在北京进行语言训练，白涛就往返于白山和北京之间。 　　那时，白涛天天独自抱着儿子，到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查，每遇难事，她就会蹲在医院大门前的石阶上，哭上一阵。 　　在她的心中，孩子父亲的离开成了永远的伤痛，然而她还是把坚强写在了脸上，因为这是她惟一的选择。 ■让儿子说话是精神支柱 　　1998年5月，周成汉两岁了，正是孩子学习说话的年龄，孩子的听力却丧失了，医生说这将导致聋哑。白涛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白涛决定抱着儿子，去北京治疗。列车在前行，望着窗外的风景，白涛的眼前一片模糊，她感到格外苍凉。 　　北京的夏天酷热难当，“儿子在我的怀里热得哇哇直哭，孩子不会说话，那情景真是揪心呀”。 　　为了省钱，白涛住在最便宜的旅店里，每天只吃一顿饭。白涛在母亲和姐姐的资助下，为儿子配了助听器，然而由于儿子是极重度耳聋，助听器仍然不能使他感知全部的声音，医生指出，必须对他进行强化语言训练。 　　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在北京工作的弟弟为白涛租了一间小屋住下。白涛也联系了深圳一家公司驻北京的办事处，跑起了销售，白涛咬着牙承受着生活的艰辛，“让儿子开口说话”是白涛最大的精神支柱。 　　白涛为儿子联系了在北京罗道庄附近的“阳光早教”，每个月1000多元。罗道庄离住处很远，孩子每天早上8点上学，白涛5点多就要起床，在换乘东直门地铁时，那80个台阶白涛每天都在数着。窘迫的生活压得白涛快支撑不住了。 ■看孩子画画成了心灵慰藉 　　每天下午4点钟，是白涛和儿子温暖的相聚时刻。有时，白涛会给儿子买点小食品，他就开心地把食物送到白涛的嘴边，吃力地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妈———妈———吃———，白涛忽然发现孩子懂事了，心里感到了说不出来的慰藉。上学、放学的路上，白涛不放弃每一个机会。“让孩子认识这个多姿多彩的世 　　界，努力发掘他那几乎丧失的语言表达能力，教他说出每一个字。”白涛说，“儿子虽然远离了声音世界，但是对色彩世界却很敏感，充满了好奇。这让我感到了慰藉。孩子喜欢看广告画，回家后就凭记忆用蜡笔画出来。”在儿子的画里，有天空、楼房、小鸟、汽车……还有他想象的世界。每当他画完后，就会拿给白涛看，用手比划着，咿咿呀呀地告诉白涛这是什么。 　　然而，生活的压力却越来越重了。“弟弟为了帮助我们，用他微薄的工资为孩子交了学费，把自己的生活费用压到最低限度。看到他日益消瘦的身体，我知道弟弟默默地为我们分担着怎样的重负。”全家人为了孩子，无怨无悔地奉献了他们的所有，白涛心怀感激。她希望儿子有一天能理解，这份极深的亲情…… ■人工耳蜗让孩子听到声音 　　一段时间后，白涛把孩子送到了康复中心，在那里，他看见小伙伴佩戴着人工耳蜗，能够听见老师的讲话，周成汉好羡慕。一回到家，他就比划着向白涛要人工耳蜗。“有时，他在纸上画着，让我看，那是人工耳蜗的图样。每到这时，我就忍不住搂着儿子流泪，儿子总是懂事地为我擦泪。”作为一个母亲，她不能为孩子找回有声世界，又怎能不心酸呢？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2002年3月1日，是母子俩难忘的一天，在无声和困苦中挣扎了5年的周成汉，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终于有幸获得了由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全体员工捐赠的一枚澳大利亚人工耳蜗，并在两个月后做了植入手术。 　　手术刚结束，儿子就激动地向母亲示意：“妈妈，我能听到声音了!”看到儿子欣喜的笑容，白涛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幸福中。 ■几经周折官司终胜诉 　　儿子周成汉耳聋后，白涛曾多次找八道江区医院要求赔偿，但医院不予理睬；吉林省省级医疗事故终审鉴定下发后，其家人又多次找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给予调解，但白山市卫生局拒绝调解。1999年8月2日，白涛一纸诉状递到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八道江区医院告上法庭。 　　1999年10月26日，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白山中法鉴字(1999)第133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周成汉属四级残。 　　2002年4月12日，白涛收到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法院采纳了吉林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认为八道江区医院在为周成汉治疗腹泻过程中使用硫酸庆大霉素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与周成汉的耳聋有因果关系，判决八道江区医院应负赔偿责任，赔偿金额484232.70元。对于一审判决，原、被告双方均表示不服并提出了上诉。2002年10月2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然而，由于被执行医院在法定期限内，拒不履行给付义务，2003年1月15日，白涛向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没有得到回音。 ■医疗赔偿遇执行难题 　　如今，又过去了3年，白涛仍没有收到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任何法律裁定。484232.70元的赔偿费，除了已经先予执行的5000元外，他们没有收到一分钱。 　　“484232.70元的赔偿费，究竟还要让我的儿子等多久？官司打了近十年，我和儿子却是从起点走向终点，又从终点回到起点，30多页的法律判决书难道要成为一个残疾儿童的法律白条吗？!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一个残疾儿童的法定权益竟然是一件‘皇帝的新衣′。”白涛的声音有些悲愤，但她是难以安慰的，因为法院的一句“执行难”，给这个早已不堪重负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和负担。 ■法院协调每月执行三千 　　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称：该院非常同情周成汉的遭遇，同时，吉林省、市有关领导也非常重视此案，多次指示要加大执行力度。 　　然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八道江区医院有离退休职工80多人，到现在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周成汉的监护人白涛要求查封医院房产，以备执行，经过有关领导协调，认为医院难以一次性履行全部法律义务，只能每月偿还周成汉3000元。这个执行方案已经从一年前开始实施，法院曾经电话通知白涛，但白涛没有同意这个方案。 ■分期执行赔偿有失公平 　　有关专家认为，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并签订和解协议，法院不能用分期给付的方法执行此案。这位专家表示：“被执行人的账户查封这么长时间，其收入只能进不能出，应该具有了一次性履行的能力。如果其收入不入账，就已经违反了财经纪律，妨碍了执行，应该对其负责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曾多次与白山市市委、市政府、市卫生局和八道江区委、区卫生局主要领导汇报与协调对此案的执行，但考虑到被执行人目前的状况难以一次性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请示领导，才作出被执行人从2004年3月起，每月偿还周成汉3000元的决定。 ■专家称：法院做法不负责任 　　无偿为母子俩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对记者说：“一起本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正确的简单民事赔偿案件，在法院所耗去的时间长达6年之久；面对两审法院生效的法律判决，两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究竟谁是本案执行的第一阻力？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医院没有钱来拖延，使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法院不强制执行本案，是对法律的亵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民法专家梁慧星曾就此案上书最高人民法院，他认为：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