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讯）　药厂“致癌车间”疑云 　　青壮年工人接二连三死于肺癌，家属申请职业病鉴定遇法规瓶颈 　　同一家药厂，同一个车间，青壮年工人接二连三死于肺癌，人们怀疑车间里充满各种化学药品的工作环境是造成这些生命早逝的元凶，位于重庆的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被这一阴云笼罩。曾令凯，最近一个死于肺癌的工人，他不是车间里唯一患上绝症的人，却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的人。他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想为自己和死去的工友讨一个说法，“让下一个工友不死于肺癌”。曾令凯没等到这一天，然而他的努力并未白费，他与工友的死引起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国家卫生部发出《对酮基布洛酚(KP)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的通知》，要求各省查明职工健康损害与劳动环境危害的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健康。据称，卫生部有关专家将于近期对此事进行调查。 　　关键词 　　职业病 　　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及其他职业活动中，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如工业毒害、生物因素、不良的气象条件、不合理的劳动组织、恶劣的卫生条件等，当职业性有害因素作用于人体并造成人体功能性或器质性病变时所引起的疾病，纳入工伤保险范畴内的职业病是由国家规定的法定职业病。目前，我国现行法规规定的职业病范围共有十大类、115种。 　　KP(酮基布洛酚) 　　广泛使用的新一代解热镇痛药物，国内生产企业众多。 　　死亡来临 　　曾令凯怀疑自己是因长年在药厂车间工作，吸入了大量有毒气体后导致绝症 　　曾令凯没有把病情告诉妻子，但她知道他快要死了。 　　去年11月的一天，31岁的曾令凯被发现癌细胞从右肺脑转移后，又转移到了左肺，遍布整个内脏。他躺在靠窗子的病床上，痛苦地等待着第9次化疗。前8次化疗过后，他的头发几乎掉光，只剩稀疏几根。他下肢瘫痪，剧痛时常来袭，白色的被单拽成了条形。汗水片刻就会渗满额头，他已经无力擦拭。窗子外是重庆阴晴难测的天空，他的妻子坐在一旁。他说，等病好了以后，一定要和她生个孩子。但主治医生告诉病人家属，这基本上是个奢望。他的生命之灯濒临熄灭，最多还有半年可活。 　　实际上，生命期限比医生预计的时间提前了好几个月。2006年11月27日，曾令凯死了。在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的KP车间里，他不是唯一死于肺癌的工人，但他却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的人。 　　躺在病床上时，他曾怀疑自己是因为常年在药厂车间工作，吸入了大量有毒气体后导致绝症。从1999年8月19日，他的同一个车间，同一个岗位上的工友韩卫东死于肺癌后，死亡就像一场突然降临的瘟疫，笼罩着药厂车间。至今已有4名男工友因病而死，其中3名已经确诊为肺癌，1名疑似肺癌。距离最近一个病人的死亡时间，刚好11个月。 　　“为什么同一车间里的人得的都是这个病？而且毫无征兆？”曾对前来照顾自己的哥哥说。 　　这几乎是每年一例的死亡，让药厂所有职工闻之色变。曾要求回工厂做职业病鉴定，但在跟厂方交涉的过程中，却发现在中国现行的115种职业病中，他的病例找不到依据。工厂发言人也表示，“上述工人之死，跟药厂毫无关系”。 　　但曾和他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过努力，他坚持在媒体面前说，“一定要讨个说法，为了让下一个工友不死于肺癌，这个病太痛苦了，只有生病的人才能体会到”。 　　在他死后10天，卫生部向全国九省市的卫生局发出通知，要求对全国所有KP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生产企业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分布状况、检测情况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人体影响以及现有职工的健康状况。 　　同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重庆市卫生局对曾令凯所在药厂的调查结果，就生产KP的原料氯甲酮等物质的毒理性进行调查研究。“目前我国只是把一些危害程度较高的工种列入其中，对于一些觉得致病因素与工作环境有关但在职业病目录里并未收录的情况，只能存疑，或在学术上进行讨论。”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科主任王永义说，“假如职工想通过诉讼来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因为没有法律支持的充足证据，基本上这条路也走不通，至少在现阶段难以看到光明的结果。” 　　曾和他的工友们的死，或许可以为中国职业病的目录增添内容。但身后事，他已无从关心。在几乎是与生命做最后赛跑的时间里，曾令凯并没有等到答案。死亡像座大山，将其疑虑挡在了生命线外。 　　事故难测 　　工作时操作不当，化学液体就会溢出来，刺鼻的烟雾弥漫了整个车间 　　曾令凯的工作是用小铁铲将一堆堆化学原料和酸碱液体缓慢投入反应罐，在形成升温反应同时，他要时刻盯住这些粗笨杂乱的瓶瓶罐罐，保持高度注意力，以防它们出现剧烈反应。以至于两天一个反应周期过后，它们可以生成氯甲酮液体，倒入下一个反应罐。这样，每个月他可以挣到1000块钱左右。 　　在KP车间里的其他工人则需要将这些包括三氯化铝、氯仿、多聚甲醛、苯乙酮、苯等在内的化学原料，轻轻地、呵护婴儿般倒入反应罐。如果操作不当，用力过粗，或者原料增减无序，都会引发剧烈反应。化学液体从沸腾的罐子里溢出来，烟雾腾空，弥漫了整个车间。这时候，烟雾里飘荡着辛辣刺鼻分子，“味道大得档不住，活性炭的防毒面具失去了作用，贴到脸上火辣辣的”。 　　全体工人必须快步跑出车间，等烟雾散尽后才能重新回到岗位上。此外，反应过快和原料没有烘干，也会导致这些意外的发生。在事故难测的车间里，氯甲酮液体在反应罐里又呆上两天后，蒸馏出了苄酮，最终将制成解热镇痛药物运送到国内外的药店里去。 　　不过曾不会考虑这些，在这气味难闻、烟雾笼罩的48小时的工作中，他不会考虑任何事情。当一天结束的时候，曾看上去像是一个刚刚从井下冒出来的煤矿工，厚厚的工作服从头到脚都是灰尘，疲惫不堪。当他脱下这身沉重的衣服时，则会叮嘱妻子，“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们”。那些腐蚀性极强的液体渗透过帆布手套，在他焦黄的手掌上留下灼伤的印记。 　　从18岁到31岁，曾都在KP车间里拼命苦干，没有休息过一个年假。重庆市日益高涨的消费水平和地产房价，使得他仍然处于温饱挣扎一线。他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不敢有任何生活外的花销。甚至婚姻，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3年前，28岁的他和同村的姑娘结婚，并把妻子也带到了药厂做临时工。 　　“他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他的哥哥曾令才说。这是在19年前，父亲在决定由两个儿子中的谁来顶替自己进厂当工人附加的条件。最终，小儿子入选。在一年前，他终于当上了班长。但比以前更忙了，“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从车间里回来，如果有电话来了，随叫随到，哪怕是半夜。”妻子王小平说。 　　“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除了上班，其余时间里就是待在家看电视。他每天都去楼下的公园打太极拳，身体一直很好。”他以为一切都会很美好。 　　2005年4月30日，曾令凯突然咳嗽得厉害，他对从广州回来的哥哥说，“最近有点感冒，不舒服，在打吊针”。 　　在去厂职工医院照X光时，发现右肺上方有一团状阴影，医生建议外诊；5月2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24中心医院做CT扫描，诊断为右肺门结节状占位并右肺上叶前段阻塞性肺炎，考虑到恶性肺癌可能性大；5月12日，在解放军医院西南医院做纤支镜检查，确诊右上小细胞肺癌；8月15日，在西南医院做化疗后症状有所缓解。之后一共做过6次化疗，一直在吃中药治疗。2006年9月2日，发现小细胞肺癌脑转移；10月12日，转移到左肺。 　　当曾令才国庆前一天接到弟弟的电话再次从广州赶回来时，弟弟的左手根本举不起来了，右手也连拿报纸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下肢已经基本瘫痪，大小便失禁，只能靠灌肠和导尿管才能完成排泄。医生诊断，他的肺癌已经是晚期，只有半年的时间活命了。在这期间内，医院所做的也只是药物维持，而非病理治疗。 　　虽然没有得到确切告知，病人似乎隐约感到了不祥。他对哥哥说:“这次，我可能真的不行了。” 　　恐惧蔓延 　　第三例肺癌患者被确诊出来后，KP车间是“致癌车间”的说法开始传开 　　在重庆市洛碛镇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里，曾令凯的老同事韩卫东的遗像反挂在墙头，他59岁的老母亲毛国芳从面前走过，不敢正视照片里那张年轻的脸。 　　韩卫东是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KP车间，死于肺癌的第一人，死时28岁。 　　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具体日期已经淡忘了。毛国芳回忆说，在进厂8年后，1998年，韩卫东开始咳嗽，“最初以为是感冒，总不见好，而且越咳越厉害，有时还会咳出血来”。韩最初被医院诊断为肺结核。这个错误的诊断一直维持到他死前几个月，确诊为肺癌已经是到晚期了。 　　“他问我，‘妈妈，我是早期还是晚期？’我没法回答他，只是说，儿呀，不管早期晚期，你都要正确对待。他痛的时候，用力抓紧木床两边，两只脚在床板上乱蹬，咯噔咯噔的，病床摇得快要散架，他掏心裂肺一样叫着，打一针镇痛剂都不行，要两针。” 　　在1999年8月，韩开始安静下来，他对母亲说:“妈妈，我想回家，我要回家。”经过一年的病痛折磨后，这个28岁的年轻人像个小孩，他头发掉光了，虚弱得连说话都在喘气，他对母亲无比依赖。他的三个哥哥也在药厂里上班。在他发病前一年，他的父亲——一位连队指导员转业的老军人死于病患。他的新婚妻子，瞒着他把肚子里怀孕三个月孩子打掉了。他为此非常愤怒，高声厉喊要跟她离婚。 　　毛国芳劝他说:“儿呀，你自己都快要死了，还找她离什么婚啊。”这样一想，眼泪又流出来了，毛国芳赶紧把它们擦掉。韩卫东去世的具体时间是在1999年8月19日，离他29岁生日还差4个月。 　　他是个人缘很好的人，“他们都喊他韩四，他人很聪明，又老实，很会下围棋。”曾令凯的妻子王小平回忆起丈夫的这个苦命朋友。 　　他韩卫东是同事李忠伟儿子的干爹。当他的死作为一个正常死亡的病例，慢慢被人遗忘后。仅仅过了一年，李忠伟也死于肺癌。 　　“最初是在2000年二三月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