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大商人胡雪岩，周旋于官场、商场和洋场，历经商海沉浮，悟得一套经商奇学和灵活变通的官商之道，被慈禧太后赐予[二品顶戴]，史称[红顶商人]，成为19世纪中叶富甲天下的“官商”。直到今天，企业界还在津津乐道胡雪岩的传奇经历，“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看《胡雪岩》”是当今中国社会流行的一句话，表明了胡雪岩在中国商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 如果仅仅从企业家素质角度看，胡雪岩可以说是奇才，按照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的说法,“胡雪岩其实是范蠡、白圭、吕不韦的综合体。他有范蠡的致富之道，有白圭的经营之道，更有吕不韦的政商之道”。然而，这位奇才却辉煌一时，并没有造就出基业长青的企业，1884年胡雪岩受洋商排挤破产了,他于1885年去世。可以说，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官本位的经济体制中，胡氏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中国缺少百年老店的原因，也是今日之中国一定要走向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 胡雪岩的传奇经历说明了什么？用现代企业战略理论来解释的话，那就是胡雪岩经营的企业并没有可持续的竞争能力。“胡雪岩模式”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官商关系，换句话说，“胡氏商经”的“核心能力”就是政府关系处理得好。说起核心能力，自从1990年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梅尔（Gary Hamel）提出【企业的核心能力】这个概念，并且揭示了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维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就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企业核心能力的研究高潮。国外的管理学家们研究了大量优秀企业的案例，分析了这些企业能够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原因。可他们想破头也想不出来，在中国很多企业是以“官商关系”作为最大的竞争优势的，因为这些企业除了靠“官商关系”这种特殊的“能力”，根本没有其它的竞争优势。 诚然,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的成熟市场,存在种种与成熟市场不相同的地方，这决定了企业肯定会有不同的操作模式。所以，强调做生意的“套路”，强调“国情”与“特色”――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一直是很多企业老总的信条。但是不用复杂的分析论证，只要看看胡雪岩经营企业的结局，就知道这“官商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企业经营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和最大的变数，根本不可能作为企业经营的“核心能力”。如果仅仅靠经营“官商关系”投机致富，成为暴发户还是有可能的，能把企业经营超过五年以上的，就算是运气很好的了！ 非常遗憾地是，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不但没有孕育出生命力强大的工商业文明，而且其社会环境也是大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的。从历史上来看，商人自古以来在我国社会地位不高，五千年的中国正史，除去懂经商之道的大政治家范蠡、吕不韦，纯粹以经商之道而留名青史的是凤毛麟角。所以，吕不韦要弃商从政，而胡雪岩则要戴上一顶“红帽子”，无非是因为当官才有社会地位，实在当不了官，当个“官倒”的社会地位也比纯粹的商人要来得高。 这样的社会环境，难怪在整个世界进入工业社会后，中国就开始大大落后了。联想到现在中国企业界某些人至今经商照搬“胡雪岩模式”，治理企业则拿出康熙乾隆的治国之道，不能不说是缘木求鱼,其结果肯定是与将企业治理好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因为在企业里搞政治那一套，不但使企业运行的效率降低，而且投机取巧的手段玩多了，企业管理层根本不可能注重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样的企业一旦失去了保护伞，其最终的命运可想而知。 不妨进行一下对比，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但欧洲进入工业社会的初期，亚当·斯密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基础，并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当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和伦理学说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取得主流地位后，西方社会取得了辉煌的工商业文明，可见亚当·斯密的理论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千年不遇的巨大经济变革中，正确认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无疑是企业进行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如果将正处在转变之中的中国经济界定为转型之中的市场经济，其走势肯定是以渐变方式日趋开放和与世界接轨的。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经营中的“官商关系” 固然不能完全放弃，但也没有必要把“官商勾结”的“胡氏商经”奉若神明。否则机关算尽太聪明，即使“官商关系”研究得再透彻，也阻挡不了企业最终败亡的命运。建议中国的企业家们，还是去研究一下李嘉诚的经营之道吧，“李氏商经”既符合市场经济的操作模式，也融合了一些中国传统的商业理念，两者结合得比较好。如果学得好的话，说不定不但将企业治理的不错，而且一不小心连道德水准都大有提高，到时候也捐个几千万出来，全国人民都沾光啊。 从这方面来说，胡雪岩虽然创造了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奇迹，但仔细分析一下“胡氏商经”，却怎么也离不开“官商勾结”这四个字，所以奉劝那些对“胡氏商经”顶礼膜拜的企业家们，经商千万别学胡雪岩，否则最后的下场可能会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