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照料过的共和国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大人物一样，多年来他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一直是个谜。由于他几乎不接受采访，这个谜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愈来愈使人渴望去解开。牟善初，一个把生命的4/5用于帮助别人与各种各样的疾病去战斗的人，在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中享有颇高的知名度——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除毛泽东主席外，他为几代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做过保健诊疗，众多将帅弥留之际都是他坚守在床旁。 　　现在，这位九旬高龄的老人尽管在与青光眼疾病的搏斗中始终处于下风，但每天仍忙个不停。早上8点准时上班，下午6点下班，晚上看完新闻联播节目后，伏案阅读写作至午夜。除此之外，每周三、五他还坚持去他服务了半个世纪的病区查房、会诊，而且每次在病房里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 　　“我和患者的关系好似大树离不开土地。”牟老说，“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为我的病人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的座右铭就是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私下调换成军医 　　牟善初1917年生于山东日照县一个名叫北疃庄的乡村家庭。父亲叫牟少然，是省城济南工业学校的一个教员，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经常面临失业。母亲是一位小脚家庭妇女，会织布缝衣，但常年疾病缠身。“我要当个好医生为母亲看病。”牟老说，这是他走上从医路的最初动因。 　　1936年他高中毕业考入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但因无力负担高额学费，遂于次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公费就读。抗战爆发后，学校南迁，牟善初随之辗转重庆、成都等地。尽管学校几经搬迁，但由于名师汇集，加上制度严厉、教学严谨，以至同一批进校的40名学生，读完6年课程后只剩下包括牟善初在内的8名学生得以毕业。按照当时的规定，这一批毕业生的去向有“军用”和“民用”两个方向，8个学生不好分，便采用抓阄的办法决定。一心想去部队锻炼的牟善初抓着了“民用”的字条，另一位想去地方工作的同学却抓着了“军用的字条，于是两人私下里做了调换。牟善初当上了手术队的一名上尉军医。从此，在医学领域一干就是65个春秋，先后担任包括呼吸、心脏、肾脏、消化、脑系等专科在内的“大内科”主任，悬壶济世，最终成为桃李遍天下的医学大师。 　　“今之华佗”一骁将 　　“面黄如南瓜，臂瘦似丝瓜；腿细如黄瓜，腹大似冬瓜；脚未跨门槛，肚子先进屋”，这是解放前对血吸虫病患者的形象描述。1946年，牟善初在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期间，一次出门诊，见到一位金陵大学的学生不明原因地发烧、腹泻、身上起风疹，一查体，发现该患者肝脾增大，白细胞在1万以上，嗜酸性粒细胞升到30％多（正常人为1％～2％）。他蓦地想起以前在学校一名教授讲热带病课时曾提到的血吸虫病患者特征，且患者多为生活在长江周围的农民和经常到江里去游泳的人。经过仔细询问患者病历，他了解到原来 金陵大学有30多位学生参加夏令营，其间多次到江北的池塘游泳。当时，国内尚无这方面的报道，牟善初便根据患者症状，初步疑为“血吸虫病”。接着，他对患者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果然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血吸虫的虫卵。诊断证实后，马上给药治疗，并嘱咐患者回去后让其他同学也来检查，结果不出他所料，那一批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全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后经药物治疗，全部康复。 　　新中国成立后，吹响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号角。由于有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1950年牟善初参加了华东某地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并担任防治站副站长。其间，他结合当地的条件，因地制宜制定了一套治疗血吸虫病的措施，还首创了以心电图及肝功能检查方法来验证有关药物在治疗血吸虫病过程中对人体心脏及其他脏器损害的情况，从而摸索出新的治疗方案，大大提高了疗效，同时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血吸虫病的防治人才。1958年，我国消灭血吸虫病取得重大突破，毛泽东主席闻讯夜不能寐，欣然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送瘟神》，牟 善初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今之华佗”中的一员骁将，他因杰出成就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等功一次。 　　1957年，牟善初首先在国内开展了心导管及心脏造影术检查，为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配合体外循环进行心脏外科手术创造了有利条件。1958年，他协助心外科专家、大学同班同学苏鸿熙教授开展了国内首例体外循环直视手术，成功地为一名室间隔缺损的儿童进行了体外循环修补术。该例心脏外科手术的成功，其意义不仅是医学上的，还有政治的、外交的，一时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及《人民日报》进行了专题报道。术后这名患者发育正常，至今健在。2003年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还特地为这一成功手术召开了45周年纪念大会。1958年这一年，牟善初还创建了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超声波室，成为我国医学超声波最早的使用者和倡导者。 　　患者无尊卑 都是求医人 　　“看人先看病”是牟善初多年行医养成的特殊职业习惯。一次，一位干部到科里检查工作，牟善初看到他穿军衣的领子下鼓起了一个包，医生的职业敏感立刻触动了他，他告诉那位干部应该赶快检查治疗。对方无所谓地说，这又不痛不痒，没关系。牟善初严肃地告诉他，还是早防早治好。那位干部检查后，果如牟善初所言，因治疗及时，生命得以延续了10年。 　　上世纪60年代初，牟善初在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医疗小组工作，60多位来自中国的各类专家在一个食堂里就餐。有一天吃饭时，牟善初发现身旁一位不知姓名的专家脖子上有一个拇指大小的肿块，立即警觉这可能是恶性肿瘤转移，如不及时进行治疗，后果不堪设想。他于是叮嘱这位专家去医院检查。这位专家到阿医院做了检查，被告知一切正常。但牟善初坚持让他回国检查，回国一检查，确诊是鼻咽癌，由于发现及时，得到了较好的治疗。 　　“看病不看人，患者在我的眼里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缓急之别。”牟老对笔者说。 　　“文革”期间，“反动学术权威”牟善初在海拔3200米的甘肃山丹军马场接受劳动改造。那是1969年，一大批北京知青来到军马场铸炼红心，一位叫程慧的女知青在3米多高的卡车上装卸横木，不小心一脚踩空，头向下猛栽到结冰的地上，顿时昏迷不醒。乱作一团的人们赶紧找来一辆马车，准备将病人送到五六十里外的场部医院抢救。时，闻讯赶来的牟善初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头部伤势严重，神志不清，呼吸与脉搏均异常，危在旦夕。他清楚，如果将病人送往场部医院顺理成章，因为此时他的身份是“反动学术权威”，但他还更明白，此时病人重度昏迷，五六十里的坎坷土路，马车一路颠簸难保病人不出意外。“病人不能送走，”牟善初坚定地说。 　　留下抢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连部卫生室是一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卫生室，抢救药品和设备什么都没有，病人头部重伤，伤在哪里，程度如何，都没有客观依据，病人心跳呼吸停止随时可能发生。如果病人死了，他很可能再戴上另一顶帽子，罪加一等……牟善初顾不上那么许多，医生的责任让他拼尽全力抢救。 　　接下来的几天几夜，病人始终昏迷，脑水肿症状已经出现，牟善初既是医生又是护士，每半小时为病人测量一次血压、脉搏和呼吸，一分一秒不错眼珠地观察生命的三大体征。在昏暗的油灯下，上百毫升的甘露醇硬是由他一点一点地从血管中给病人推进去……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另一个生命，无高超的医术，无仰止的医德，难有如此的仁爱和忘我的投入…… 　　终于有一天，幸运的程慧在牟善初教授的全力施救下睁开了眼睛。从此，牟善初妙手回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丹军马场，不管是军马场的职工，还是方圆百里的农牧民，无论心慌气短还是头痛脑热，什么病都来找他。 　　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 　　1974年，牟善初奉命由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调到解放军总医院，由主要负责内科医教研工作转为主要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此后30多年里，他先后担任了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萧劲光、王震、杨尚昆等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组副组长或组长工作，在多次抢救中力排众议，制定出得力有效的治疗方案，被誉为“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 　　一次，某患者因患急性大叶性肺炎，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后，开始出现严重腹泻，病情危重。来自国内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坐在一起，进行一次又一次病例会诊，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是先治肺炎，还是先治腹泻，先治肺炎就必须继续使用抗生素，先治腹泻就要停用抗生素。说到利弊，各路专家均言之凿凿，理由充分，说到情急处，甚至 有人拍桌子。 　　牟善初稳坐其间，耐心听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待会场安静下来时，他语调平和，不急不慢却果断地说：“停用一切治疗肺炎的抗生素！”一瞬间，各路专家的目光一齐投向牟善初，有两三分钟没有人再说话。此时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提出反对意见你就要承担风险，你表示赞同意见你也要承担风险，谁人有如此胆量呢？临床医疗特别讲究个体针对性，很难离开具体情况评论某个方法的好坏。 　　治疗肺炎的抗生素全部撤了，可单纯停用抗生素并不能解决病人肠道内的菌群失调，又一个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如何让肠道内正常菌群恢复正常状态？国内外尚未见任何报道。一个突发奇想的念头在牟善初的脑海中闪现，提取正常人肠道里的细菌，通过灌肠注入到病人的肠道里。 　　当牟善初提出这个建议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甚觉新鲜，闻所未闻。 　　方法实施后，牟善初就住在了病房，24小时不离左右，随时观察病情的变化。一天，两天，三天，病人的病情开始好转……数十天下来，已过耳顺之年的牟善初由于精神高度紧张体力消耗极大，一天，他终于昏倒在病人的病床旁。 　　“这时无论如何不能躺倒在病床上。”牟善初对自己说。现在病人的腹泻是控制住了，肺炎也一天天好起来，但多日腹泻导致肠胃功能还很虚弱，尚不能进行正常的食物消化，那么营养从哪里进入人体维持生理需要呢？ 　　来自四面八方的专家们又坐在了一起讨论。 　　“我看可以采用大静脉切开输入营养，这样可使胃肠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