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报道，这两天，来自安徽六安的余墩凤正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她刚在上海闵行区浦江卫生院顺利产下一名男婴。而且，此次分娩的费用还不到1000元，不到上海大多数医院分娩价格的一半。 　　如今，地处上海城乡接合部的浦江卫生院平均每天要为20多名像余墩凤这样的外来务工孕产妇提供安全的分娩服务。 成立两年多来，浦江卫生院的廉价产房共为近1万名外来务工孕妇提供了价廉、安全的分娩服务。它所体现的“政府补贴一点、慈善事业帮助一点、医院适当减免一点、个人自己承担一点”的“浦江模式”，开拓了一条以公益医疗惠及民生的新路。 　　“小医院”的“大手笔” 　　“这里医院收我们不到1000元。虽然在上海，但是医院的收费跟在安徽老家差不多！”余墩凤为自己的选择高兴。 　　浦江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城乡接合部，外来流动人口已达70多万，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2004年7月，浦江卫生院设立了外来务工孕产妇特约分娩点，这个分娩点实行“政府补贴一点、慈善事业帮助一点、医院适当减免一点、个人自己承担一点”的廉价收费政策。 　　浦江卫生院院长胡玉堂介绍，对每一个来院分娩的外来务工孕产妇，区政府补贴200元，区慈善基金会对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孕产妇再增加补贴200元，卫生院也适当减免费用。这样一来，平均每位顺产孕妇自己支付的分娩费用是600元，而从入院到出院的总费用则在1000元以内，每例剖腹产的平均费用约为2800元，上述收费比上海其他医院普通产房的同类分娩费用都降低了一半。 　　主管妇产科的卫生院副院长庄婵娟告诉记者，之所以能把孕产妇的费用降下来，还在于医院在“减少检查项目和缩短住院天数上做文章”。医院为外来孕产妇设计的“套餐”，包括保证母子平安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服务项目，如平安接产、产后常规用于子宫收缩的宫缩剂等；同时，把一般孕妇的住院时间缩短至三天，“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能不收的费用，卫生院就尽量不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来自安徽、江苏的外来孕妇都是在同乡、熟人的建议下前来这家卫生院分娩的，更有不少孕妇从其他区县赶来。 　　廉价产床承载医疗公平 　　“我们把总收费控制在1000元以内，目的就是为了在价格上冲击地下诊所。”胡玉堂说。 　　同普通公立医院相比，上海一些地下诊所非法接生点的收费大多为800元左右，大大低于普通公立医院的分娩价格，这使地下诊所屡禁不绝。闵行区卫生监督所曾在检查中发现有一个村竟有8个非法接生点。据上海市卫生局透露，2004年、2005年上海外来孕产妇死亡者分别有27人、31人，分别占全市孕产妇死亡总人数的77％和97％，而导致外来孕产妇死亡的最大原因就是地下诊所进行不规范接生。 　　“外来人口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政府有责任保障他们的权益。”闵行区卫生局局长许速表示，设立廉价产房的目的在于保障外来务工孕产妇的生命权和生育权，承载的是医疗公平，因而是政府的责任。他介绍，两年多来，政府投入建设浦江卫生院产房、购买设备、补贴产妇的总费用有330多万元。 　　把外来孕产妇纳入城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城市需要支付“成本”，有时，很小的成本，却可以让她们和她们的家人深受感动。 　　“浦江模式”的生存之道和现实意义 　　“如果将这个产科病房卖掉，民营资本肯定会争破头。”许速说。 　　“产房经济”是当下许多医院重要的赢利点，但浦江卫生院对孕产妇实行的廉价收费，主要得益于医院的“微利平衡”。庄婵娟算了一笔账：医院为外来孕产妇设计的“套餐”的全部费用，按照上海市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价格在1064．74元，医院实际收费1000元，虽然少收了60多元，但足以弥补成本，并有“微利”。现在看来，浦江卫生院的廉价产房能够生存下去，平衡点在于“减免之后仍有微利”。 　　“微利”的支撑是规模效应。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中心的学者李玲认为，中国人口多，医院经营有规模效应。分担医疗成本的规模效应其实给了政府一个兼济众生的机会。“如果管理得当，医院不仅不会成为政府财政的包袱，而且能够拓展目前的覆盖范围，兼顾效率与公平。” 　　两年中，浦江卫生院这个一级医院接受外来务工孕妇分娩的数量，是闵行区另外三家二级医院的总和。医院的产床从最初的12张，增加到今天的60张，而且床位利用率接近100％。 胡玉堂介绍说，廉价产房为医院的儿科等其他科室贡献了15％的业务增长量，“毫不夸张地说，廉价产房为医院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浦江卫生院的廉价产房，从政府履行职能的角度和市场运作规律的角度看，都是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 　　或许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为全民提供医疗保障，但为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社会困难群体提供基本的、廉价的疾病预防和医疗服务，不论何种形式，都是为民谋利、迫在眉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