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临床大夫，多年来却一直在为疾病“防救治管”一体化服务模式和大健康大卫生的理念鼓与呼；他的患者络绎不绝，却总要抽出时间走进社区为百姓做免费健康讲座，“不吸烟、管住嘴、迈开腿”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他是一位心内科医生，可不但培养了20多位心内科主任，还培养出了多位心外科主任；他是我国射频消融和心脏介入的开创者之一，但在年近半百早已功成名就之时，却毅然决然地转而投入全新领域，为的是放飞长征路上的又一个梦想…… 胡大一 甘愿放下身架做“小”科普 　　尽管过去了很多年，胡大一教授对于12年前发生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幕还记忆犹新。当时作为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任的胡大一、时任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的金大鹏等，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策划了一次免费健康大课堂科普讲座活动。此前，他们曾多次尝试过在周末走进社区进行义诊，常常一上午就要看一两百人，受欢迎程度出乎意料。可胡大一渐渐发现自己每次咨询说的话都差不多，因为那些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问的几乎都是相同的问题：怎么诊断高血压、血压应降至多少才合适、血压正常后能不能减量停药、长期用药会不会累积副作用或出现耐药怎么办？“这样下去不成了门诊搬家了吗？而且像这么看病，面对全国上亿的高血压患者几辈子也看不完啊！医生不是救世主，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些简单的常识教给患者让他们自己救自己呢？”于是，1994年6月3日，胡大一他们带着疾病保健知识而不是听诊器和血压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起了健康大课堂。 　　“当时心里没底，不知道会有几个人感兴趣，就只在公园里定了一个100来人的小礼堂。没想到，凌晨不到5点就有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等着买票进公园，到后来因为人实在太多而且大多都是老年人，公园负责人怕挤在门口出事，也不敢再卖票了，只好让大家随便进，到最后居然来了小4000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胡大一仍一脸的兴奋，“小礼堂坐满了，后来的人干脆就在广场上席地而坐。我们也没法在小礼堂里讲了，就到公园广播室通过大喇叭开始我们的首场健康讲座，其效果可想而知。可就是这样一种效果不理想的讲座，聚集在广场上、树阴下、路两旁、长廊边的人们却都听得津津有味、鸦雀无声，当时的场面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 　　老百姓对于健康知识的渴求给了胡大一非常大的震撼，他深切地意识到坐堂行医的模式是那么陈旧，纵然有再高明、再勤奋的医生也依然会有大量的病人没有机会得到诊治，普及健康知识应是每一个医生的责任。从此，无论自己工作多忙，他都要抽出时间投入到健康教育中去。几年来，《登上健康快车》、《有氧代谢运动》、《从心做起》、《健康秘诀》等科普专著纷纷出版，报纸网络也随处可见胡大一的科普文章，更多的老百姓则因为传遍大江南北的“管住嘴、迈开腿、不吸烟、好心态”等健康语录记住了胡大一。他还率先倡导并启动了包括世界心脏日在内的一系列肩负公众健康教育使命的颇有影响力的活动，而这位甘愿放下身架做“小”科普的大专家也由此成为卫生部和中央文明办首批全国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政治课居然考出了满分 　　胡大一出生在医学世家，母亲是妇产科医生，父亲是眼科医生。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成了当年的“漏网”右派，从小伴随胡大一的就是他人的冷眼和唾弃，成长路上的前途和光明似乎永远不属于他。但年幼的他不甘心命运的安排，他暗下决心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同其他孩子一样考上大学。就这样，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就拼命读书，高中阶段更把当时市面上能买到、借到的课本、参考书和练习题统统搞到手，不厌其烦地读书、背诵、做习题。而他对于政治课更是有着偏执般的兴趣，幼稚地以为只要政治考高分就可能弥补自己家庭出身 不好的缺憾，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功夫不负有心人，1965年胡大一以当年河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其高考成绩同时也是当年北医的第一名，而他的政治课居然考出了罕见的满分。 　　1970年大学毕业后，胡大一被分到了北大一院，并在此后的10年中用大量的时间先后多次随医疗队奔赴祖国的老少边穷地区，河西走廊、西藏阿里以及华北的农村、山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这段与最贫穷的农民兄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岁月里，胡大一认识了300多种草药，并尝试着用针灸和中草药为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民患者服务，还帮助当地建起了合作医疗站，这使他对于“长征是播种机”这句话第一次有了实实在在的深切体会。 英语“长征”成为人生新起点 　　上世纪80年代初，刚从西藏阿里医疗队工作归来的胡大一回到北大一院，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希望通过出国深造让业务“更上一层楼”。然而由于资历尚浅，他被告知既不可能走公派留学的路子，也不可以脱产学习英语，而自学，对于学俄语出身的胡大一来说困难可想而知。此前在阿里的两年，虽然同事们都劝他“在这么高的海拔学习会把脑子用坏的，不如大家一起打打牌算了”，但他却摇摇头，捧一本英文版《希氏内科学》、就着昏暗烛光默默度过了许多时光（当时那里没有电灯，惟一的电器就是几乎收不到任何讯号的收音机），“仅抄录的英文书稿就装了满满一大木箱。”胡大一回忆说。可尽管如此，自学英语对胡大一来说还是很吃力，于是他干脆找到医院一间位于地下二层的病案室，每天晚上扎到那里开始面壁读书。 　　闭门读书是不能练就口语、听力的。胡大一想到了他在中国科协一位负责接待国外访华团的远房亲戚，并通过其帮忙找到了陪同访华团的机会，这下可以好好地练英语了。由此胡大一开始了他兼职导游的生涯，为此他常常要连着值上好几个夜班，为的是多攒几天休息时间好集中去陪团练英语。就这样，3年多的时间下来，“胡导”不仅练就了流利的英语口语，还把祖国各地周游了个遍，而这段学英语的“长征”更成为他迈向人生新一段征程的起点。 　　1985年1月，年近四旬的胡大一终于迈上了美利坚的国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生涯，这是他人生长征途中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他在观摩学习国外先进心血管诊疗技术的同时，还深刻思考了国外先进医学模式，这些思考在日后他所推动的“医学先进服务模式”、“中国胆固醇教育计划”、“心血管疾病防线前移”等健康理念的实施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成功登顶首个事业巅峰 　　结束了两年的深造后，胡大一于1987年如期回国。面对美国导师的一再挽留，他那“在美国我只是您的助手，回到中国我将成为您的竞争对手”的一番表白，不仅令导师刮目相看，更为他自己设定了一个未来的人生坐标，胡大一开始向着他人生第一个辉煌顶峰冲刺了。 　　他很快在北大一院组建了心电生理室，并率先在国内开始了射频消融技术治疗快速心律失常的尝试，而当时全球也仅有欧美国家少数的大医院能够开展。胡大一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他做第一例手术时的场景——“我做的第一例手术经历了长达12小时的磨难和挑战，几乎碰上了所能遇到的一切问题。在场的医生通过X线看到导管在心脏里转来转去，觉得很新奇，但又觉得风险很大，考虑到国内较差的设备条件和技术基础以及初战并不顺利的现实，没有人相信这项工作能开展下去。” 　　此时，胡大一骨子里特有的坚守精神被激发了出来，“外国人能做成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在认真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他努力钻研，大胆实践，终于提出了“粗标冠状窦、细标大头管”等一系列理论和操作方法，使手术时间从10～12小时缩短至0.5～3小时，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技术水准也与世界先进水平不相上下，从而被大多数医生所接受，并重复出同样的成功率。 　　当年在武汉举行的一次介入心脏病学国际会议上的一幕至今仍为很多圈内人所津津乐道。当时进行了一台射频消融手术并进行会议现场直播，专家的手术表演扣人心弦。一位美国专家现场上台演示，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因为定位不准而宣告失败；另一位美国专家又上去了，又一个90分钟很快流逝而去，但依然进展甚微。这时观看的代表们对于成功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并希望胡大一能够上台尝试一下。信心十足的胡大一仅用了十几分钟就找到了靶点，并很快一举消融成功，整个会场都沸腾了。随后，胡大一的“引进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超越”的总结，更使中国代表们群情激昂。由此，胡大一推广射频消融技术的足迹遍布国内多个省市的数十家医院，这项技术也很快在全国范围被推广开来并逐步成为常规手术，甚至胡大一还带队远赴印度、越南等国推动当地射频治疗发展，率先在心血管领域实现了技术“出口”，而他也赢来了自己人生长征路上的第一个巅峰时刻。 “急转弯”与“攻堡垒” 　　而就在此时，胡大一却离开了久负盛名的北大一院来到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北京朝阳医院组建心脏中心。时年47岁的他此时早已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还有中国射频消融第一人等光环笼罩着他，完全有资格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犯不上年近半百之际还要从头再来。那么，他的这次“急转弯”意欲何为呢？ 　　来到朝阳医院后不久，他的一招“怪棋”就令人们大惑不解——射频介入事业如日中天的胡大一却宣布“封刀”。他对此的解释是，“大夫不能像武林高手那样一脉单传，师傅不‘挂刀’，徒弟们只能看不能摸，怎么培养人才？我一人‘挂刀’是为了10个人、100个人拿起刀，那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想法早就过时了！”在彻底开放技术平台、打破技术壁垒、放手培养年轻人的同时，胡大一已经开始把眼光投向下一个目标了。 　　“我有一个攻堡垒的情结。我愿意把一个医学堡垒攻克下来后，交给别人来守卫，而我则不甘心死守着一个堡垒，那样会阻碍我继续前行的脚步。”胡大一在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当年全国首家心内外科一体化的心脏中心里，很快就开始一个又一个地“攻城略地”，把众多心血管疾病的堡垒不断地甩在身后——创建了国内首列PTCA（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快车，在全国12个省市推广冠脉介入技术；在国内率先开放救治急性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实现全天候急诊PTCA介入的常规化；积极推广并规范溶栓治疗，提出“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的口号；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