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采购是“看病贵”病源之一，我在给全国人大的议案中，共计列了六大病因和对策： 　　首先，医院以市场为核心，生存几乎全部要靠自己挣钱，大多数医院成了牟利工具。他建议，国家设立一批政府全额投资的公立医院，把药房从医院分离出来，医药费用国家统一制定，剩下的医疗资源交给社会资本去开办，适应不同层次医疗需求。 　　其次，药企低水平重复科研，造成大量资金浪费，而这些成本又被分摊到药价上、拉升了药价。他提议，今后同样品种，只批准率先进入、规模大的2-3家药企注册，根治重复科研的痼疾。 　　第三，“大跃进式”的GMP改造不符合国情，作为发展中国家，药厂硬件设施比欧美国家还好，国内每家药厂硬件投资耗费均在2000万元左右，产能成倍增长，依靠的主要是银行贷款，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他认为，国家应停止审批新药厂，限制过度竞争。 　　第四，流通环节管理落后、成本高，也反映在药价上，每年药品销售3000多亿元，降低3个点的管理成本，药价就省出近100亿元。 　　第五，内外资企业定价政策和税率不同，使得民族医药工业丧失了企业竞争力，价格主导地位被卖高价的外资药企占据。 　　最后，不合理的药品招标采购规则极大加重了企业负担，光资料费、中介费一个药厂就要花超过1000万元。而中标药品往往在医院用不了多久就消失。“当年招标采购政策推出太仓促了，滋生了许多新腐败。”郭家学称，其实国家已多次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进行调价，对这些药品完全没有招标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