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始终难以根治，根源何在？关键是没有理清其中几个重要的利益关系，只有调整好相关的利益关系，清楚界定各自职能，国内医疗改革才能够真正找到切入口。 “看病贵、看病难”就如高房价、上学贵一样，是目前国内民众最为关心的大事。医疗改革年年讲、年年做，但就如房价年年控制、年年涨一样，“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始终难以根治。问题根源何在？关键是没有理清其中几个重要的利益关系，只有调整好相关的利益关系，清楚界定各自职能，国内医疗改革才能够真正找到切入口。 首先，对于中国整个医疗体系来说，其医疗组织及机构资产属于谁？是公有还是民营？不同的资产属性，其对社会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就不一样，医疗服务所收取费用的标准也不一样。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对医疗体系的资产界定不清，使得医院定位混乱——绝大多数公立医院可以利用公有资产进行完全商业化的医疗行为，而对民营医疗机构又要求它们提供大众公共医疗服务。 由于目前公有医疗资产完全商业化或市场化，而掌握这些公有资产的组织或机构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因此，当这个掌握及靠近公有医疗资产的人利用公有医疗资产作出商业化、市场化行为时，所获利益表面上归单位或组织所有，实际上则会以各种方式转移到个人手上，从而损害公众享受公共医疗服务的权益。因此，对于目前中国的医疗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现有医疗资产进行全面清理，国有医疗资产就得以提供公共的、大众的医疗服务为主，而民营的医疗资产就以商业化运作为主。这才是目前国内医疗改革最基本的切入口。 在清楚界定医疗资产的基础上，对于公有医疗资产，应该建立起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公共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对不同的医疗机构或医疗组织，确定不同的医疗功能或医疗对象。比如说，那些实报实销的医疗对象，就可集中到一类医院。在这类医院中，整个医疗服务完全公费化，不允许有任何商业化行为。在这个公共医疗体系中，应该是以大众医疗服务为主导的，同时建立起绝对弱势者的免费医疗制度。而对于民营医疗资产则不做此要求。 在公共医疗资产与民营医疗资产界定清楚的基础上，才能界定不同的医疗资产医疗服务的职能，从而使其各司其职。否则，其他任何一项改革都无从谈起。 其次，政府在医疗体系中职能的清楚界定。在目前的中国医疗体系中，政府的职能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设立专业的机构来掌管公共医疗资源，以便保证公共医疗部门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医疗服务；二是以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确保政府收入进入公共医疗的比重，以及保证公共医疗持续稳定增长；三是创立、设定及完善国内医疗体系行业标准及医疗市场规则；四是对医疗体系与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 可以说，目前国内医疗体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根源都在于政府部门职能界定不清，在于政府有些部门利用其权力设租与寻租。比如，国内医药品的价格会如此之高，并非完全是医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的，也是政府相关机构滥批新药、与药品生产企业合谋推高药价的结果。这里既有我们药品审批制度及监管制度的问题，也有相关部门借助国内制度的缺陷来为己谋利、甚至于把这种非法谋利合法化及制度化的问题。因此，如果不对这些政府职能严格界定与监管，那么要将医疗改革深入下去，要解决看病贵的难题是不可能的。 还有，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中国医疗保障体系问题、医疗药品企业的利益问题，这些都得理清利益关系，但是，这些问题，只有在上述问题解决的基础上才能够迎刃而解，否则，中国医疗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则会越来越多。 　　易宪容个人简介： 　　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 　　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1997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7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做合作研究； 　　1999年7月曾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 　　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工作。 　　著有：《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科斯经济思想研究》、《金融市场与制度选择》、《现代经济学入门》、(合著)、《金融市场的合约分析》、《经济学与经济的迷思》、《金融市场的震荡与发展》、《经济繁荣与权力运作》等书； 　　译作：《佃农理论》、《经济解释》等； 　　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篇，并为香港《信报》、《香港经济日报》、《香港明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策划主持大型经济学丛书5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