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女儿曾经送给她一枚蜜蜂图案的胸针，全家人都认为这个礼物恰如其人，她就如同一只辛勤的蜜蜂，一生都在不停地忙碌着。 黄翠芬老人上网查阅文献、发送邮件都不成问题 　　记者手记 　　推开黄翠芬院士办公室的门，记者着实吃了一惊，眼前这位坐在计算机前，熟练地操纵鼠标，在网上阅览文献资料的就是已经83岁的黄翠芬院士吗？白发稀疏，精神却是极好，身材娇小，依稀还能听出南方口音，眼睛不大，眼神里流转的灵气提示你：这是一位思维活跃的老人。 　　黄翠芬，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名誉所长。她的爱人周廷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军队中惟一一对夫妻院士。1996年，周院士因病去世，失去了相伴一生的爱人，黄翠芬院士将悲痛掩埋在心底，把晚年大部分时光给了工作，尽管已是八旬高龄，依然坚持每天来办公室，常常是一坐就是一整天。 　　记者问黄院士，什么时候学会用计算机的？黄院士回忆了一下，说，70多岁时，院里引进计算机，她发现，这是个很有用的工具，于是她积极参加了培训班，遇到问题就跟年轻人请教，现在上网查阅文献、发送E－mail都不成问题。谈到她的工作内容，黄院士淡然一笑，“现在主要是带带研究生，具体的工作都是学生在做，我关注的是他们的研究方向”。黄院士说，自己已经退居二线了，有时间就多看看各种期刊、杂志，在信息海洋里，谁先看到有兴趣的选题，谁就领先一步。她的工作就是替年轻人寻觅信息来源，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课题跟学生们讨论。“能做的不多了，做一点是一点吧。”黄老轻声慢语。 　　年纪大了，视力越来越不济，老花加散光，看书看个把小时眼睛就难受，黄老自己想了一招儿：不断换眼镜，到现在已经换了十几副了。 没有客船回国，那就偷渡吧 　　黄翠芬的家乡在广东台山，她的父亲是一位移居美国的华侨，大部分亲属都在美国定居。当年留学国外的她和周院士冲破重重阻挠回国的故事，今天听起来仍然惊心动魄。 　　55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让海外学子掀起一股归国浪潮，黄翠芬和周廷冲也深受感染。夫妇俩攒足回国的路费，购买了仪器设备，没想到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刁难。移民局说，回国可以，但必须交齐在美期间的所得税——2000美元。通过向导师求助，筹到钱后，移民局仍以种种理由拒绝签证，这时夫妇俩才察觉美国当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时的交通主要依赖海运，由于美国封锁，中美之间根本没有客轮往来，怎么办？无奈中，夫妻俩大胆选择偷渡。一天，黄翠芬终于打听到一艘去亚洲的货船，船启航了，夫妻俩携带着国内急需的实验器材，钻进了阴冷潮湿的舱底。两人谁也不说话，甲板上每响起脚步声，心就突突直跳。直绞唤＃遣鸥业郊装迳先ネ竿钙；?BR>船在很多地方都要停，一停就是好几天，夫妻俩在海上颠簸了56天才抵达天津大沽口海面，与来迎接他们的人会合。受原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的邀请，黄翠芬和周廷冲来到山东医学院任教。 　　对话： 　　记者：当时，为什么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一定要回国？ 　　黄翠芬：这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关。我们经历过日军侵华，学校几次迁移，几经辗转才完成学业，不能当亡国奴的念头从那时起就根深蒂固。以后，目睹国民党腐败日益严重，向往科学救国却没有条件，因而决定先去国外学点本领。在国外求学时，在爱人的影响下，加入了一些进步团体，对共产党和国内情况有一定了解。一对比就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让国家兴旺。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觉得应该回来了。 　　1953年周廷冲教授被调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次年黄翠芬教授也来到这里。在这座神秘的城堡里，一切要服从大局，论文不能发表，研究成果不能公开，著作不能公开出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尽管硕果累累，却不为人所知……作为科学工作者，这要作出很大的牺牲。但黄院士淡然地说，当时有当时的情况，要服从军事医学的需要，我们能理解，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记者：您名字背后有长长一串奖项。听说当年您所在的高中为了“壮”牌子，曾让您一连考了8所大学，次次中榜，最终您选择了当时著名的岭南大学化学系。所以很多人都夸赞您天赋极好，您对自己又作何评价呢？ 　　黄翠芬：（笑）我没那么好的天赋，只是思想活跃一点，总希望跟上时代。对于过去，我这么理解，机会给了我，我也作出了一些成绩，获了一些奖，但这是我和周围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代表他们去领奖。我从来不去数我拿了多少奖，不去想这些奖对我有什么用。我没有时间回忆过去，因为生物学这几年飞速发展，整天听到的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很开心，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新情况，总在考虑怎样才能跟上现在的发展。我闲不下来，我没觉得我已经做完了，希望能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点有益的事情。就拿课题方向说吧，一个人的判断不一定准确，要和周围的同事讨论，看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 她伸出自己的胳膊：“抽我的！” 　　1978年，当生物医学技术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极为陌生的领域时，黄翠芬就敏感地判断，这是一个极具研究潜力的领域并着手筹建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个分子遗传学研究室。 　　那些日子，她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把20多个同志分别送到国内8个有名的实验室学习，又把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两个出国名额，让给比较有造诣的中年知识分子，而她自己则以探亲的名义，自费去美国考察。顾不上与多年未见的姐姐叙旧，每天埋首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分子遗传研究室里。不到半年，黄翠芬与别人合作，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为了奖励她卓有成效的工作，回国时，实验室赠送给她价值一万美元的实验设备、药物试剂和实验菌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牲畜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研究表明导致牲畜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黄白痢疾等肠道疾病。为了攻克这一难题，黄翠芬运用基因工程，经过对30多万头牲畜的现场试验，历时十年终于研制成功幼畜腹泻基因工程疫苗，使幼猪黄白痢疾的死亡保护率控制在90％以上。这项技术在当时被评为“国内首创、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 　　在积累了丰富的动物实验经验后，黄翠芬又主持国家“863”课题人类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同样，在她的努力下，痢疾、大肠杆菌、霍乱等疾病的疫苗一一从她手中面世。目前，这些技术都已经在中国生物制药中广泛应用。 　　实验室成立初期，30多人同时申报多个研究项目，当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基因克隆有了苗头时，为了把大家的劲儿形成合力，黄翠芬带头暂停了自己的研究项目，全力打造一支向“乙型肝炎核心抗原”攻关的队伍。当实验进入关键阶段，急需正常人的血液做对比实验时，黄翠芬伸出自己的胳膊：“抽我的！”仅仅两个月，“乙型肝炎核心抗原基因克隆”速战速决。之后，在黄翠芬的指导下，又经过序列改造，把菌株的表达能力提高了2000倍。1987年底，该课题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年后，分子遗传学研究室先后建立了23项分子遗传学的新技术、新方法，其中10项获得科技成果奖。 　　4年前，在别人早已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黄翠芬认为自己还有精力再开拓一个领域，她发现肿瘤基础研究薄弱，便带着学生转向肿瘤防治的研究。 夸起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吝啬 学生们被她对科学的热情感染 　　记者发现，黄老谈论自己时总是很低调，甚至悄悄跟负责宣传的同志打招呼，“这是最后一次了啊，以后不要再安排采访我”。但她夸起年轻人来却一点儿也不吝啬。 　　黄君健副研究员曾是黄老的博士生，一次去西安开学术会，回来后跟老师说，他介绍的图表和内容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做完报告后，很多人围上来跟他讨论。黄老听说后非常高兴，一整天心情都很好。采访中，她连连对记者说，他真是一个严谨的人，不急于发表论文，一旦出手，别人挑不出毛病，思路也很好，能够敏锐地捕捉关键问题。“他们有一点进展，我都觉得很满意。” 　　黄老的学生杨晓研究员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在国内第一个开展基因敲除技术。看得出，黄老对杨晓也非常欣赏，“刚回来时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房子很小，白天把电脑搁在床上，晚上搬下来，有时也觉得有点委屈他们。我总觉得，能安心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很好的同志。” 　　黄老一有机会，就劝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学成后回国工作，“在国外始终是为老板打工，为自己国家的发展出力，会很有成就感。要回国，就要趁早，快退休时再回来就晚了！” 　　对话： 　　记者：学生做研究卡壳了，您怎么鼓励他们呢？ 　　黄翠芬：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有些工作容易一些，有些工作难一些，负责难一些工作的同志经常跟我说，没拿出成果，压力很大。我就跟他们说，不要紧，慢慢做。我不催他们，也不逼他们，我看他们是不是从精确的路线去思考，比如我现在底下有4个主要课题，有的进展快，有的进展慢，我不责备进展慢的同志，而是替他们考虑问题出在哪里。我也不强迫他们一定要发表多少篇论文，而是看他们是否勤于思考。搞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不是预期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翻看黄老照片时，有一张照片令记者印象格外深刻。那时周院士还在世，老两口带着学生一起郊游，玩累了，把鞋子一脱，摊开一张桌布，席地而坐，打起扑克，其乐融融。 　　在杨晓研究员眼里，老师是一个乐观通达的人。她说，自己常常惊讶于老师在这个年龄，对新的发展方向仍旧那么敏感，毫无疑问，这种敏感来源于勤奋和不知疲倦。读博士时，老师就看准基因敲除技术的前景，把她送到美国学习这项技术。刚回国时，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沮丧的时候就去找老师聊聊，心情会好很多，总是不自觉地被她对科学的热情感染，总在想，她都80多了，没有私心，心胸开阔，一切从工作出发，这种境界真的很不容易达到。她的好多学生留学回来到部队工作，就是为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杨晓刚回国，黄老就带着她去上海参加院士论坛，让她开阔视野。筹建实验室时，黄老又亲自给上级领导写信，为她争取经费。在黄老的支持下，杨晓32岁时被破格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