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傅志仁： 　　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肝脏移植科主任、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全军肝胆外科学术委员会常委、全军器官移植学术委员会秘书长、肝病研究中心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外科年鉴》、《中华肝胆外科杂志》、《移植杂志》等杂志编委。 　　傅志仁教授从医20余年，一直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完成各类肝脏肿瘤切除术2000余例，成功实施450余例次肝移植术。2000年获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1项（第一完成人）；2005年获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1项（第一完成人）。 　　如果没有鹰一般犀利远瞻的双眼，一个主治医生不会向院方提出开展肝脏移植这样高难度的业务项目；如果没有豹一般迅猛协调的心智和躯体，出国不到一年难以掌握国外整个肝脏移植手术的全过程；如果没有狮子一般沉静的耐性，就难以忍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惆怅；如果没有狼群一般缜密的组织，就难以正确认识移植手术是一个团队工作而非个人舞台。 　　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肝脏移植科主任傅志仁从医20余年的经历，给记者留下了一个“生猛”的印象。在“近距离”接触后，这位干练的年轻主任所散发出来的阳光、乐观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记者。 那两年与动物为伍 　　傅志仁1984年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上海长征医院工作。当时的长征医院在肾脏移植领域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了起来，但肝脏外科却起步较晚。直至1992年，长征医院才在普通外科成立了肝胆组，但也仅限于肝动脉结扎、肝癌切除等中小型手术。 　　肝脏移植在国外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一共完成了50多例试验性手术，但是受试患者最长的存活期也只有200多天，可以说肝脏移植技术是一道医学操作难题。而这道难题在之后的10年里在国外已经获得了突破性进展，90年代初一些先进的技术开始被引入国内。傅志仁在1991年获得了到东方肝胆医院进修的机会，并且幸运地得到了吴孟超院士的带教，让年轻的傅志仁获益良多。 　　从东方肝胆医院进修回来之后，傅志仁对移植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意识到，肝脏移植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长征医院应该“抢先”开展这项工作，以在学术和业务上在国内取得领先地位。让当时还是主治医师的傅志仁惊喜的是，这一想法得到了科室和医院领导的重视。1994年，60万元专项研究经费到位，医院领导指派傅志仁负责的长征医院肝脏移植工作正式启动。 　　肝脏移植在当时来说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由年轻的傅志仁领导的年轻科室，用“白手起家”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但是，傅志仁现在回想起来说：“就是因为当时不太好的客观条件，反而让整个团队有了坚实过硬的手术基础和坚不可摧的团队精神。” 　　一开始，傅志仁和同事们开展的是大鼠肝脏移植研究。每一次大鼠肝移植实验前的准备过程总是让这群年轻人很振奋，他们期待着实验可以尽早获得成功，但每一次的结果都让他们失望。在半年时间里他们进行了300多例的大白鼠实验。直到一个冬夜的凌晨，1只术后苏醒的大白鼠终于会翻身走动了。那一刻，傅志仁和同事们全然忘却了几个月来的艰辛，大家欣喜地围着这只幸运的大鼠欢呼起来。 　　在结束了天天与实验鼠为伴的日子之后，傅志仁获得了一个“猪倌”的外号，因为他又马不停蹄地把整个身心投入到了猪肝脏移植手术的实验工作中。“为了做实验，我们自己养猪。小白鼠还可以在实验室里养，养猪的难度就大多了，幸好有个学校的实验室供我们用……”对于“猪倌”这个外号傅志仁并不太在意，自己回想起来也忍不住要笑上几声。“我们一共做到第23次的时候，成功了！”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11年前的实验数据：肝移植后猪的存活期超过了150天。 　　在经历了与300多只大白鼠、70多头猪“共舞”的日子后，傅志仁认为这段经历给了他及同事最好的手术锻炼机会，“底子打得好，之后才能厚积薄发！”成功完成了动物实验，肝移植技术在人体上的操作被提上议程，但失败是要以患者生命为代价的，长征医院决定派傅志仁到肝脏移植技术最为领先的美国去进修。 只在空中浏览过美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从实验型肝脏移植进入临床型肝脏移植。1995年9月，傅志仁被选派去美国芝加哥Rush大学移植中心临床学习肝脏移植，该移植中心是美国三大肝脏移植中心之一。 　　一下飞机，傅志仁就直接进了移植中心，开始了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的学习。傅志仁很幸运，他师从的William教授非常开明，将整个手术的过程都开放给他旁观。在美国有专门的医师负责取肝，也有专门的医师完成手术，采取的是流水线式的操作。而傅志仁必须把这条流水线操作过程全线学习下来。一开始傅志仁只能在边上看，到后来也逐渐有了机会可以亲自操作，在200多天的进修日子里他一共取肝16次，完成植入9次。 　　“那段进修的日子我没有一个休息日，除了取肝要外出以外基本就没有离开过移植中心，取肝也是坐直升飞机从中心直达目的地，稍作停留就返回，所以只有在空中看了看美国的模样。”傅志仁回国后居然连一张美国的风景照片都拿不出来。人们问他美国是怎么样的，他能把医疗中心的情况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讲到中心以外的美国社会、美国生活，他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为了让长征医院早日实现肝脏移植的梦想，傅志仁把原计划进修1年的时间压缩到8个月。在美国的200多天里，傅志仁几乎天天过着在宿舍和实验室之间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在美国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情：第一，美国医师的等级制度非常规范，管理严密。所有的操作模式几乎一模一样，连术后缝针的打结方式也有统一规范。第二，是William教授在他结束进修时送给他的一句话：“在移植患者的治疗中，外科医生只发挥50％的作用。”因为，医院的整体水平尤其是术后恢复对于患者的存活有很大的影响。 　　寂寞五年一战成名 　　傅志仁的移植事业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歇过，从美国进修回来的第二天，他就为长征医院收治了第一例肝移植病人。这名病人是来自上海郊区的一个12岁男孩，被先天性肝病折磨得十分虚弱，命悬一线。 　　1996年5月22日，对那名小患者来说，是改变他命运的日子；对傅志仁来说，是他移植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小时过去了，2小时过去了……9个小时过去了，一个成年人的肝脏终于成功地移植到小患者的体内，手术十分成功。小患者创下了当时全国肝脏移植患者年龄最小的纪录,也是国内首例采用血管架桥技术处理肝动脉变异并获得成功的。现在，这个小男孩已经是一名大学生，健康状况良好，也是迄今全国单次肝脏移植患者中生存时间最长的一个。这次手术同时在国内率先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快速供肝获取法，使供肝的获取时间缩短为20分钟左右，保证了供肝的质量，此方法已在国内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在国内施行的第一例肝移植获得成功后，绷紧了弦的傅志仁这才舒了一口气，同时他也为自己暗暗定下目标：尽快将自己在美国的所学所用在长征医院内推广，让国内的肝脏移植手术走上快车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恰逢第二军医大学进行学科调整，长征医院的肝脏移植手术暂时停止开展，而且一停就是5年！ 　　对于那段“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5年，傅志仁只是淡淡地一句带过。不过，尽管这5年里他没有实际开展手术，但是乐观、充满斗志的他始终密切关注着国际上的最新动态。 　　傅志仁开展的第二例肝脏移植手术是在2001年。在准备这例手术前，傅志仁和他的团队既紧张又镇定。紧张，是因为过去5年都是“理论学习”而缺乏实践操作；镇定，则在于早期几百例的动物实验让他们对自己的手术技巧非常有信心。“再次开展手术时非常紧张，不是对于手术本身，而是导师William教授给我留下的那句话。第一场手术做完，我连家都不敢回，在医院留宿了整整一个星期，和住院医师以及护士密切观察患者的情况。因为我深刻体会到‘外科医生只发挥50％的作用’的道理，患者能不能重获健康，还需要依靠手术后期的护理。随着医院整个护理的水平越来越高，我术后在医院留宿的时间才逐渐减少。” 　　2002年底，第二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中心的牌子挂在了长征医院，将该院的肾脏移植和肝脏移植进行了强强联合。2003年，肝脏移植成为长征医院的发展重点，傅志仁作为科主任带领科室首次突破100例的肝脏移植手术。此后几年，长征医院的肝脏移植连创新高，手术成功率100％，患者术后生命超过1年的存活率超过80％，创下了上海乃至全国之最。并且，器官移植中心对重症患者肝移植的救治成功率为84.3%，移植术后乙型肝炎病毒再感染仅为3.2%，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重症患者肝移植和移植术后乙型肝炎病毒再感染率低等成为长征医院乃至第二军医大学的肝移植特色。 立志保持世界前列 　　目前长征医院每年的肝脏移植手术要完成近200例，由于床位和医生数量有限，很难在数量上再有所突破，傅志仁对此有更为远大的志向：要在移植手术质量上有所飞跃，在有限的数量中完成更多高难度的手术，将好不容易追上国际的移植技术保持在世界前列。 　　傅志仁和他的团队在传统经典式肝移植和背驮式肝移植的基础上，大胆吸纳和探索腔静脉成型式移植方法，取得圆满成功。目前，他们可以运用多种手术方式为不同类型的病人进行肝脏移植。每年在傅志仁科室学习的研究生和进修生超过10人，他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用来为年轻人传授知识。“自己做得好是不够的，全国的医生都能做得好，才能让更多的肝病患者受益！” 　　科研是傅志仁另一只手牢牢抓住不放的，在临床研究上他重点研究中国人个体化的免疫用药，寻找新型免疫制剂，摸索更适合中国人群的免疫制剂剂量。他还和国内兄弟科室一起研究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攻克肝脏肿瘤的难题。 　　傅志仁双目如星、笑容可亲，他的笑容点燃了患者的生命，与他共事的人更是常常感受到他的“阳光”。凡是与傅志仁并肩战斗过的人都说，他为人胸怀宽广、以身作则，他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