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工作者，我首先关心的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草甘膦报告中最终版本对初稿的改动本身。从相关报道来看，该报告是靠不住的，出具该报告的工作组存在严重的违背科学规范的行为。”10月27日，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姜韬所说的IARC，近期陷入了篡改科学报告的丑闻。

　　10月19日，路透社调查报道称，IARC在对全球广受欢迎的除草剂草甘膦进行评估时，对草甘膦评估报告初稿的关键章节做了明显修改和删除。

　　紧接着，10月23日，福布斯科技频道公共健康专栏发布一篇文章指出: 大量证据指向IARC的惊天丑闻——在对草甘膦的评估中，IARC草甘膦项目工作组故意篡改了其评估报告，通过删除或修改证据等手段，从而支持其预设的、具有偏见的评估结论。

　　“ IARC不是政府监管机构，其评级过程不透明, 我们此前就指出过IARC在草甘膦评估过程中是片面地、选择性地参考了一部分文献， 其结论是错误的。实际上，草甘膦的安全性受到全球主要监管机构的肯定。” 孟山都公司亚洲及非洲区企业事务总监兼孟山都中国总裁高勇博士说。

　　“有可能致癌”是怎么得出来的

　　“假如草甘膦致癌，那么下一步谁先揭示致癌机理，就是重大成果，然而研究并没有草甘膦致癌的进一步阳性结果，也基本就不是真的。”姜韬说，一个新颖的结果，一定会有积极的跟进，假如不仅没有同行的跟进研究，连发现者自己也离开这个研究方向，那就基本可以断定这个结果是靠不住的。

　　IARC的草甘膦报告工作组分为三个小组：分别就人类流行病学、动物实验证据、致癌机理的实验室研究三个方面的证据对草甘膦的致癌可能进行评估。其中的动物实验结果评估小组给出了草甘膦“有可能致癌”的结论，从而使得总体结论是“有可能致癌”更充分了。

　　这个结论来源于2016年8月，Robert Tarone在欧洲癌症预防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草甘膦分类为一个可能的人类致癌物”。

　　“Robert Tarone是一个统计学家。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着重重新审视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草甘膦报告中引用的动物的研究结果。”姜韬介绍，结果，Robert Tarone在发表文章中指出，草甘膦报告在动物实验部分强调阳性结果，而且明显的忽略阴性结果，同时还使用不恰当的统计方式，给出了所谓草甘膦导致啮齿目动物癌症的结论。

　　“这是人为的有意识选择实验结果，并有偏见的进行数据处理，违背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人类流行病学小组则片面强调淋巴瘤方面的初级观察，而不是考虑全面证据，是一种误导。”姜韬说，IARC草甘膦工作组的第三小组是分子水平的机理研究，结果是没有证据表明草甘膦具有致癌性，分子水平的证据是很容易确定和重复的，是没法作假的。

　　“IARC的草甘膦报告工作组存在严重的违背科学规范的行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强调阳性结果(致癌)，忽略(剔除掉)阴性结果(未发现致癌);第二是在数据处理上使用不恰当的统计方法，给出有偏见的结果;第三是片面强调初步观察，忽视全面的证据。”姜韬强调。

　　全球多个监管机构早已肯定草甘膦安全性

　　不仅如此，该机构还被发现删除和篡改科学报告的行为。那么，该机构发布这个草甘膦报告的动机就值得令人关注。

　　“从揭露的事实看，汇聚起来的证据表明动机很明显，整个事件有精心规划的迹象，这个报告是刻意的歪向一个事先希望的结论——草甘膦可能致癌。”姜韬说。

　　姜韬说，反草甘膦势力并非一股，目前报道已明确指向，其背后推手就是有机食品行业、反工业组织和激进环保组织三大力量。

　　在姜韬看来，草甘膦不致癌证据明显。

　　草甘膦是全球农业生产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广谱除草剂，拥有40年的良好长期安全使用记录，并已经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通过广泛的毒理学试验，全球进行了总数超过300个的独立毒理学研究。

　　“草甘膦的毒性比一般食品添加剂还小。”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全球监管机构早已肯定草甘膦安全性。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下的农药残留联席会议、美国环境保护署、欧洲食品安全局、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中国农业部药检所等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多家监管部门和独立的科研机构。

　　然而与其他机构相比，IARC关于其审核过程所披露的内容非常少。“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能确保一个公平与公正的监管环境，为相关产品和技术的安全使用保驾护航。这对于包括草甘膦在内的所有受监管的产品和消费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高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