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医学专业背景，医术靠家传口授，没有现代诊疗手段，看病靠祖传秘方，甚至经常被认为是“江湖骗子”。民间中医尴尬的身份问题，在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之后，有望全面改善。

地方已有试点，山西运城最早。然而破局13年，问题仍待解。如何鉴别“中医高手”和“江湖骗子”，如何按中医体系严加管理，仍是摆在国家与地方面前的难点。

张泽民走来，身上有淡淡的中药味道。诊室只有二十来平米，没有血压计、听诊器和检查床，中药柜占了一半地方。二十多面锦旗、匾额围满了这个小屋子，都是患者送的。“这四十多年，我看过的病人超过六千人。”

这位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阳王镇的中医，今年已62岁，从没在医学院校接受过专业学习，是不折不扣的“土郎中”。

2017年7月25日上午，邻村一位母亲带着女儿来诊所，说女儿月子里总觉得有一股风气往身子里钻。张泽民开了些调理阴阳的中药，“气血稳定了，阴阳增强就快了，病自然好了”。

像张泽民这样获得地方性行医许可证的“土郎中”，目前运城有535名。

2017年7月1日，中医药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由至少2名中医医师推荐，经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进行执业注册后，便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这正是这部立法历时33年的法律引人瞩目之处：备受争议的民间中医，可通过“一技之长”的考核通道，获得行医资格。

“这个条款的出台，可能和运城试点有关。”运城市原卫生局（即目前的卫计委，同下）副局长田康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运城是全国最早为民间中医“松绑”的城市。

“运城没有治不了的病”

41度的天似火烧，诊所却连电扇都没开。患者清一色的长衫长裤——怕风、怕寒，这是“产后风”患者的共性。

上午11点，送走最后一个病人，张泽民进屋吹了会空调。提起自己攻克的疑难杂症，他总离不开“调理阴阳”。

“这是祖传秘方的核心思想。”张泽民解释。张家祖上以治妇科病为生，曾当过明朝吏部医官，传到张泽民，已是第19代。12岁，他就能熟背中医经典《汤头歌》；15岁就随父亲看诊。祖传秘方没有书面记载，全靠父亲口传心授。一个方子摩挲百十遍，直到30岁才渐觉入了门。

这正是民间中医的普遍写照：没有现代医学的专业背景，没有经过全国通行的医师执业考试，凭着祖传医术和经验摸索行医，与现代医学背道而驰。

“你听过好莱坞明星产后抑郁的新闻吗？其实就是‘产后风’。”儿子张医说。2010年，他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考上了研究生却最终放弃——父亲五十多岁得过心梗，想让他早点接班。现在，他随父看诊。

和张泽民一样，运城解氏中医烧伤外科医院院长解春红也是家传医术，祖上以治疮疡出名。传到解春红，是第5代。中医讲究传男不传女，解春红姐弟3人，弟弟年纪还小，父亲拍板，“只要肯学，是男是女我都教”。

蜂疗治腰腿痛、炼丹治疽疔、中药治肿瘤……“运城没有治不了的病。”田康立半开玩笑道。

目前，运城13个县市共有民营医疗机构两百多家，其中近八十家为中医医院。田康立介绍，运城民间中医保守估计约有1600人，这包括2008年和2010年的五百多张“地方粮票”，以及2015年起依据原卫生部52号令获得师承和确有专长资格证的约八百人，也包括一小部分无证行医者。

这座位于晋南的地级市，常住人口五百三十多万，历史几乎与中华文明一样悠久，中医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和历史传承。

1970年代初，运城就举办过“赤脚医生训练班”“西医学中医班”。田康立回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中医向全国各地寄药，用麻袋到邮局装汇款单成了常景。

也正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全国多地批准了一批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1989年，为加强对这批人员的管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要求对他们进行复查审核。经复核合格的，可在当地县区范围内开业。

“运城当时对民间中医的行医是认可的。”田康立说。1992年，张泽民获得了运城市卫生局颁发的“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这也是运城最早一次为民间中医发证。在张泽民的印象里，报名不用书面证明和推荐信，也没有从医时间的限制。“主要看口碑，县里卫生局调查一下，就通知我去考试了。”先考了中医理论和技术知识，合格后再进行临床考核。

没有正式文件的试点

1999年，意外落在了“张泽民们”的头上。这年5月，执业医师法实施，学历成为行医的重要门槛。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必须具有医学本科、专科或中专学历。

没有执业医师证，就是非法行医。张泽民此前获得的“个体行医兼营药品许可证”“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等“地方粮票”也没了合法地位。他终日惶惶，诊所招牌不敢摆了，偶一开诊，像做贼一般。

县卫生局经常突查诊所，被罚款的次数多了，他赌气烧掉了吃饭的家伙。他在自家院里点了把玉米秸，西药中药，统统付之一炬。邻居闻声跑来，望着火中的药品感叹，“可惜啦，可惜啦。”

在田康立看来，当时是一场全面打击无证行医的行动。1996年，他开始担任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分管医政工作。他是学西医出身，把民间中医和江湖骗子画上了等号，觉得自己是在“为民除害”。“不相信、不接受，只要是非法行医和非法制剂，统统查处、取缔、处罚。”

转折出现在一次医疗市场整顿的突击检查上。当时一位来自上海的患者急红了眼：“我在上海都治不了的结核病，在运城给治好了。你们这么查处人家，很不公正！”

负责查处的，正是田康立。他开始反思：是不是把好东西糟蹋了？此后，田康立开始在执法中深入考察民间中医，倾听患者意见。“有些民间中医疗效确实很好，也深受百姓认可，一味取缔并不合适。”

在田康立推动下，2004年7月，运城市卫生局向山西省卫生厅申请试点，试图解决民间中医的身份问题。4个月之后，山西省卫生厅下发便函，同意运城成为“山西省农村中医药工作试点市”。

当时，执业医师法中，对于师承或确有专长的民间中医，并没有“一棒打死”：经医疗保健机构考核合格并推荐，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实际上，既没有具体考核内容和标准，也没有相关部门组织。

运城打算做这一尝试。但有些同事却坚决反对：“试点不是山西省卫生厅的正式文件，执业医师法也没有相关规定，合法吗？”而更大的顾虑来自良莠不齐的医疗环境。

一开始，运城没有激进地全面铺开试点。运城市卫生局先是给两个县发了试点文件，但没人敢“吃螃蟹”。两年过去，试点没有任何进展。

无奈之下，2007年，该局将全市1635名中医临床人员集中，以中医院校本科毕业的水平命题，进行摸底考试。结果发现，年龄越大的民间中医，分数越低。当时，芮城县七十多岁的民间中医王根锁号脉抓药有口皆碑，考试却只得了7分。

“考试内容还是偏西化，没有坚持只考传统基本理论。”田康立反思。为此，他们进行调整，根据年龄划定面试分数线——70岁以上的，不管笔试分数高低，直接参加面试。田康立的解释是，“能干到70岁，说明他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老百姓是认可的”。其他参加面试者，年龄需满45岁，从事中医临床实践至少25年。

几番辗转，2008年7月，运城市卫生局最终确定了215名民间中医和47名一技之长人员。次年，第二批272人获得了“地方粮票”。两批的试点时限定为5年，5年后审核换证。

颁证之后，运城市卫生局“约法三章”——中医诊所和药品一律不打广告；每天就诊人数控制在50人以内；中医诊所不准用西医的办法看病。卫生局还组织培训班，召集持证者学习法律法规。

“几条办法弄下来后，我非常放心，根本不可能出问题。”田康立笃定。

当时，对于民间中医的窘境，国家并非没有行动。2007年，原卫生部出台了《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以下简称52号令）。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将农村具有一技之长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工作方案》。2015年，广东、安徽、甘肃等地陆续开展了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的试点考核。

2015年起，运城按照52号令，总共发出约八百张证书。这一批人员取得了参加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

△张泽民当年“一技之长”证书。（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图）

评估主靠“群众口碑”？

一晃13年。2017年7月27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运城市卫计委副主任范建国是极少数持保留态度的。“有很多经验，但更多的是教训。”

2017年上半年，他到稷山县一家诊所考察。一名七十多岁的老汉痴迷炼丹四十多年，也获得了“地方粮票”。他自称家传的炼丹技术始于清朝，已治疗了数千例患有痛、疽、疔、外伤感染不能愈合的患者。

“丹药中的汞、铅等重金属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吗？怎么去毒？”范建国疑惑。

老汉不以为然：“这些物质进入人体，一发生化学反应就没了。”

“那你做过试验吗？”

老汉回答，炼丹属于经验疗法，“不可能像西医那样数字化”。

范建国提出查看病历资料，老汉为难。“看了几十年，连一份病历都拿不出？”当着县领导的面，范建国当场表态：诊所立刻暂停营业。

田康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7年考试报名时，申请人必须提交10份中医病历，以证明诊疗技术安全有效。但疗效评估更多有赖“群众口碑”，“县里肯定推荐有效果的，江湖骗子一般远离这个体系，我们不会熟悉”。

“疗效评估需要一定样本量的统计。”上海中医药大学原中医基础学院院长李其忠说，经验案例、病人自述都不能当成确有疗效的证据，“若用其他方法或方药治疗，可能病好得更快”。

62岁的芮城县东张村大夫董允荣也是首批获证的。他回忆，2007年报名时，他向县卫生局提交了几份病例资料，由卫生局审核。

35岁前，董允荣是木匠，在村里开了家具厂，没事就自学中医。2000年村里“电改”，半年无法正常供电，木匠活被迫暂停。这一年，因为抓药治好了妻子的水肿，找他看病的乡亲越来越多。

不过，像董允荣这样毫无医学背景的人员涌入，让专家们担心。“起码是个医学大专或中专，再师承教育一下。”成永明说。

成永明是广东省中医院教授，擅长蜂疗。2015年，一个有政府背景的师承项目找到他，请他帮忙带几个民间中医。当时，广东省内好几家中医院的专家都去了，成永明却没答应，理由很简单——报名者没有医学背景。“民间养蜂人，自己养的蜜蜂抓来就给人治病，这很不靠谱，搞不好会中毒。”

虽是中医科班出身，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局副局长徐毓才却担心，民间中医会因为缺乏基本的西医急救知识，延误抢救时机。“老百姓才不管你懂中医还是西医，有病就会找你看。”

他曾见过，有人用煎口服汤药的方法治疗急性腹泻脱水的孩子，因为效果太慢，导致严重脱水的患儿丧命。

△运城市芮城县，民间中医董允荣正在看诊。（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图）

“宽进严管”还是“严进严管”

2017年6月2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在此之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到运城调研。座谈会上，民间中医派的观点是“宽进严管”，甚至有人提出：只要有2名中医医师出具跟师学习证明，直接发证。

“怎么能这样呢？太不严谨了！”范建国当场反对，“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可不是扶持坑蒙拐骗。中医队伍也要讲科学，必须严进严管。如果是江湖术士，坚决取缔。”

范建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借着中医药法颁布及之后民间中医考核细则的出台，运城此前的“地方粮票”将全部作废，按照新的细则重新考核认定。

有人提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但范建国坚持认为，人命关天的事必须严谨。“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草草办事了。试点10年了，如果还通不过考核，说明你真的水平不行。”

按照《征求意见稿》，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的，应同时满足两个条件——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5年，掌握独具特色、安全有效的中医诊疗技术方法，经指导老师评议合格；由至少2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其指导老师除外）推荐。

民间中医的资质之所以成为焦点，在于手段拙劣的中医“大师”层出不穷。2017年6月，普通“群众演员”刘洪滨以“御医世家传人”“苗医传承人”等多达9种身份，代言虚假医疗广告，夸张程度令人咋舌，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全国关注。

“外界总防着中医，怕字当头。”田康立却觉得，这完全是杞人忧天。真正的传统中医，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徒弟与师父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每天学完手艺，要帮忙打扫卫生，这又是考验人性的时刻。有人因为偷懒被劝退，有人因只在老师出现时才积极干活被逐出师门。

坏了规矩，就要受罚。16岁那年，王根锁磕过头，拜了河南灵宝县一家中药铺掌柜为师。平日里炮制中药，稍稍炒过了头，师父的毛巾就劈头盖脸地抽上来。“炒焦了或是炒到八成都不行，药效会有问题。”

2017年7月26日，84岁的王根锁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他依然感恩那段师徒关系。“师父的父是哪个父？好多人不注重这个，写单立人那‘傅’，改修车的了，瞎写。”王根锁说，“我是他徒弟，那是我父亲。”

不过，时代已经变了。解春红的医院里，虽然患者数量常年维持在20张床位的水平，但已罕有年轻人的身影。甚至连西医出身的儿子，一度也难以接受民间中医：“抹抹药就能治病？不像西医那样的严格消毒，不会感染？”但解春红依然觉得骄傲：民间中医是手艺，是良心活，“不是江湖骗子”。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马肃平  原标题：中医药法实施，如何杜绝“江湖术士”，运城：“土郎中”转正，争议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