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澳门科技大学任职的新药研发专家朱依谆教授，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研发的生物类新药，最近以超亿元的价格成功转化；几乎同时，同济大学房健民教授研发的两个新药成果在山东“落地”，两家新药企业相继成立，目前已进入生产阶段。

　　近年来，得益于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持续投入，特别是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一批在产业界和学术界都有丰富经验的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正成为“解锁”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力量。

　　中国生物医药研发增长迅速

　　两年前，一篇媒体的公开报道让很多学界人士印象深刻：中国的生物医药研发以一年1600亿美元的投入，位列亚洲第一，但大多没有起色，成效寥寥。可短短两年后，情况改观了。今年，中国的生物医药研发开始进入爆发式增长的阶段。作为佐证的一个数字是：国际生物医药市场每年的增长率是14%，而中国近两年的增长率达到了30%。

　　另有业内人士透露，截至今年3月底，国内外医药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国内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超过了700种，其中三分之二是有明确靶点的分子药物，且大多数来自我国研究机构和企业。中国原本在国际生物医药市场的占有率是1.7%，现在达到了2.8%，虽然与美国在国际市场占有率接近50%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但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

　　“生物医药研发本身周期长、门槛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正是因为过去10多年积累，现在才开始初见成效。”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院长朱建伟说。他于2011年回国，亲历了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过程。“以我研究的抗体类药物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的申报数量是3个到5个；但自2011年到2015年，申报数量每年都达到了50个，翻了10倍。”

　　政府成推动生物医药发展最大动力

　　“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推动生物医药发展，这样的力度在全世界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朱依谆告诉记者，不论是在与生物医药研发相关的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还是制定各项成果转化的政策，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

　　据了解，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创办的百济神州药业获得了地方政府的大量投资。生物医药领域知名新创企业苏州信达药业在创办之初，也获得了地方政府的优惠扶植政策。“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面临严峻现实，所以政府才加大对生物医药研发的支持。”朱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有100多个在临床治疗中使用的生物类新药，但是因为知识产权等原因，其中只有10个左右新药能够在我国的医院临床使用。

　　因此早在“十二五”期间，新药研发就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资助方向。在2016年国家九个重大科学专项中，至少有一个直接与生物医药研发相关。对于那些有望在生物医药领域有收获的科学家，政府更是不吝投资，在去年科技部等各类基金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与新药研发相关。

　　近年来陆续出台促进成果转化的各项政策，也使科学家们的成果转化热情更加高涨。朱依谆关于益母草碱用于心脏病治疗的药物，以1700多万美元实现成果转化，其中30%给了复旦大学，20%用于支持复旦大学药学院的发展，其余的50%则归他和他的团队。

　　海归学者建起产业和科研之间的桥梁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引进的学者有不少是来自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或者创新的药企。”朱建伟告诉记者。

　　“当我们重视发表论文时，引进人才必然是以论文为导向的，当我们更重视科研对整个社会创新转型发展的作用时，那么愿意回国的那些学者，带回来的就不仅是科研和技术，还有产学研的经验。”某高校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朱建伟就是2011年中组部第六批千人学者，他的千人学者申报材料中没有一篇论文，但是他回国前已在NIH一家生物医药转化中心担任研究员，他自己的课题组研发的两个抗体类新药也正在FDA的审批过程之中。2012年入职上海交大后，他就领衔成立了教育部唯一的一个细胞工程与抗体工程研发重点实验室，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新药研发提供服务。正是在这一平台的支持下，浙江医药集团生产的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解决了这类靶向药物生产难题的一类临床药物。

　　“和我差不多时间被引进回国的学者，很多都是身兼科学家和生物医药企业创始人两种身份。”朱建伟告诉记者。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施杨，在担任复旦大学双聘教授时已创建了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同样，第五批千人计划学者房健民在回国前也是一家医药公司的研究员。现在，他是我国眼科国家一类新药“康柏西普”新药分子的发明人和分子设计人。房健民说：“在美国时，大家公认的一位明星教授，一个人就有30几个公司，每研发出一个药物，就可以设立一个公司。”不过在房健民眼里，这两年，国内的科研成果转化进程，已经大大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