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药品降价，以前很期待，现在不抱希望了。”刚从杭州天目山路一家药店走出来的刘女士跟记者说。近日国家发改委启动的第十九次药品降价，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不如从前。 同样令消费者失去信心的还有药品集中招标。 近两年来，药品中标价格高过零售价格、甚至是零售价格十几倍的新闻时有耳闻。 药品价格为何降不下来？ 表面上中标药品降价了，但由于无利可图，厂家不生产，医院不采购，医生不开方 降价、招标，政府部门一再“出招”，但药品价格为何总能“我行我素”？ 8月28日，第十九次药品降价令执行。在南京市面上的一些药店和医院，再次上演了降价药品“人间蒸发”的一幕：降价的“红霉素肠溶片”，几家医院和药店的货柜上都不见了；有的降价药如“头孢拉定”胶囊，虽然医院和药店仍有销售，但卖的已不是属于此次降价的那种规格。 南京一家药店的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有几种降价药品已经被退回去了。 业内人士解析说，对于国家的“降价令”，那些药品生产和经营者总是有应对措施，只需通过改变外包装或者更改规格，本来是降价药品的可以躲过降价甚至还能变相涨价。如有些药原来用的是塑料小袋包装，如果改成铝箔片，将“一盒24粒”改成“两板12粒”就万事大吉。 浙江省卫生厅规划财务与审计处处长刘钟明说，药品单价与药费支出是两个概念，所谓“根子在定价，问题在笔下”，表面上看某些中标药品降价了，但由于无利可图，厂家不生产，医院不采购，医生不开方；而一些所谓的新药，由于定价高、利润空间大，使用量持续上升。这导致药品销售中出现了“低退高进”的现象，患者的支出反而增加。 浙江省曾对1789个存在价格差异的药品在省、市、县医院的使用情况作了一项抽查，发现高价药使用比例平均在50%以上，部分医院高价药用量甚至超过了80%。如一段时间以来，浙江省皮肤病医院使用的低价药仅占5.88%，高价药则高达75.51%。 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前的“顺加作价”政策，它规定医院只能在进价基础上顺加一定比例销售，这意味着药品进价越高，医院所得差价的绝对额就越大。进价100元的药品，医院得到的销售差额，是进价10元药品差额的10倍。在这种利益格局下，医院更愿意使用高价药以获得更多的批零差额。 药品招标为何压不下价 “以药养医”格局未变、公众与医药企业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招标无能为力 记者在浙江、上海等地调查发现，药品集中招标后，反映价格有很大降低的极少，反映加重负担的却比比皆是。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姚作汀说，现在的药品招标工作，生产企业、医药公司和医院反对，各个利益群体有所不满。 有人说，集中招标仅仅是在药品流通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瓶颈”。而每个中标药品一般会有三个左右的不同规格，企业为了让医院使用自己的产品，还得进行“二次公关”，医院院长、药剂室或药剂科是需要攻关的对象。为了提高药品销售量，药商还得派出医药代表，分头去做有处方权医生的工作。于是，药商-医院院长-医药科-有处方权医生，一条这样的腐败利益链就存在了。 招标行政成本高、效率低也是屡被诟病的一个方面，一次招标周期一般在3个月以上。据业内人士介绍，一次大型招标，中介费、相关部门运转费用等往往上千万元。有的地方还设置投标入场费，每种药品高达2000元。大量药品生产企业则不得不往返于各地，疲于奔命。 专家指出，在目前“以药养医”格局未变、公众与医药企业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药品招标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一方面，市场无法及时、有效地发现真实价格，不能让供求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药品价格；另一方面，政府部门无法全面监控药品流通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给中间环节留下大量偷税漏税、洗出现金进行回扣促销的机会，无法促使临床医生合理使用药品。 招标降价变成“虚降”，还在于目前药品名称、规格混乱无序。据统计，我国排在前50位的制药企业，生产集中度2000年约为50%。低集中度造成药品生产领域的恶性竞争长期存在：产品创新能力低、生产成本高，靠虚高定价占领市场，“一药多名”成为普遍现象。有的药企为了规避政府降价和药品集中招标，出现了大量的“变脸药”。 建立药价“市场发现”机制 关键是政府要学会扮演规则制定、监督执行的角色，而不是直接去制定核准一个什么价格 记者采访发现，在现行流通体制下，医药流通诸环节都缺乏有效的降价驱动力：政府干着急，而最有降价意愿的老百姓却没有发言权，药厂、经销商不愿降价，医院和医生则没有压价积极性。 医院投入涉及财政体制改革，注定了解决“以药养医”问题的复杂性。但是，现阶段政府更有力地介入药品价格形成也并非无法作为。专家说，关键是政府要学会扮演规则制定、监督执行的角色而不是直接参与其中，去制定、核准一个什么价格。 专家建议，让市场去“发现”价格的操作步骤：首先，设定医院的最高零售价、不设定统一进价，则医院进价越低获利越大，就有积极性去发现市场真实价格。其次，进一步拉大而不是限制“顺加作价”的“差别差率”，调动医生使用低价药品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