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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生物医学工程前辈蒋大宗
来源:-    浏览:   更新时间:2006年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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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学会成立20周年。会上对众多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进行表彰,其中有位鹤发童颜、神采飘逸的长者走上讲台,寥寥数语回顾了艰辛和成绩斐然的20载,表达了对未来的热切期望,不由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界德高望重的蒋大宗教授。我参加了那次大会,有幸直面蒋先生畅谈多时。追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的开创和发展,作为开创者中的一员,他对为之付出心血和年华的事业充满了感情,平静的话语流动着回忆的快乐和创业的热情。我仿佛看到他与老领导、老朋友们为生物医学工程奔走呼号的场景,看到蒋教授在这个新兴交叉学科发展中留下的深深足迹。                 渊源 蒋先生说:“我搞生物医学工程的背景很有趣。”——于是,我听到了先生颇带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 那是1944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仍笼罩着中国大地,蒋先生即将从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毕业。此时转战在印缅战场的抗日将领孙立人将军向学校征调15名分别学电机、土木和机械的毕业生随军做翻译工作。蒋先生被选中,于是从学校直接进入战火纷飞的印度战场,跟随孙将军打日本。孙将军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于美国,他智勇善战,曾以1倍的牺牲歼灭8倍的敌人而闻名于抗日战场。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知识分子。蒋先生结识了其中一位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卫生系、管理部队卫生工作的前辈,两人很投缘。在战争休整期间,这位朋友向孙将军提出派10个人去医院学治疗技术的建议,并推荐蒋先生带队。蒋先生在印缅边界的后方医院——美军第20总医院,与其他学员一起学习临床化验,学习使用X射线机,甚至学习解剖学。八九个月的时间,使学电机工程的蒋先生触摸了医学,了解了医院的运行,熟悉了许多医学词汇,至今对许多人骨的拉丁文名字记忆犹新,以致结婚后与做医生的妻子多了一种共同语言,蒋夫人提起医疗方面的事情他能听懂,也能聊上几句。但仅此而已,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当时却是懵然无知。 战火散去,蒋先生回到平静的校园,在交通大学从事电工基础、自动控制、电子学、计算机等方面的科研和教书育人工作,在工业企业电气化和自动控制专业的创建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样一干就是20年,远离医学。 上个世纪60年代那场“革命”打乱了学校正常的生活,老师们“靠边站”了。恰在这时一些医院开始引进国外设备,蒋夫人所在的医院进口了一台飞利浦公司制造的大型X射线机。但那时外国人到中国来还受限制,设备的安装调试成了问题。空闲下来的蒋先生被请去帮忙。他捧着说明书,边看边讲,边安装调试,与医生和技师们一起摸索着干,终于让设备正常运行了。于是他成了能手,以后又陆续调试了听力测试仪、光谱仪等多种进口设备。由此他接触了很多有关医疗器械的新技术、新知识。这又是一次与医学结合的机缘,但他仍在不自觉之中。                 契机 20世纪70年代,一些可以称之为“科技尖兵”的情报工作者在科技资料极为匮乏的条件下,以敏锐的触角探索到60年代国际上一门新兴起的技术学科——生物医学工程,这个新学科的概念在科技界传播、扩散。1977年,我国科技界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一批先觉者在春风的沐浴下积极地行动起来,向理、工、医各界广为宣传,为新学科的创立上下呼吁。在我国已故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著名心胸外科专家黄家驷院士的倡议下,1978年国家科委正式批准成立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科组”,制订了发展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科技规划。1980年11月经中国科协批准,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正式成立。与医学有多次机缘的蒋先生以电机工程专家的身份积极地投身到一系列的活动中; 连任学会一至三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一直耕耘在生物医学工程这块处女地上,活跃在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讲台上,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发展献出了半生心血,与生物医学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与医学的结缘源远流长。                 交流 经过学会几年的努力,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的发展和高校生物医学工程人才的培养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学会非常重视与国外学会的联系。蒋先生和他的同事们走访欧美各国,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结交了一批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并邀请他们参加我国学会的活动。多次的交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1986年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顺利地加入国际医学与生物学工程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Medical Biological Engineering,IFMBE)。但1987年台湾学会也向IFMBE提出入会申请。按当时的IFMBE章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学会会员,如果台湾被接纳,势必形成“两个中国”的错误形象。1988年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IFMBE大会时,由于学会的多方努力,得到许多国外科学家的支持和帮助,大会终于通过修改会章,打破了原会章的限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投票接纳台湾学会以“中国台北”的名义成为正式会员。坐在台湾观察代表张恒雄先生两边的蒋先生与杨子彬、黄诒焯教授同时举起右手投了赞成票。上面的照片凝固了这一历史瞬间,这可能是两岸学会组织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这次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规模甚大,会上宣读多篇论文,在美国圣安东尼奥市(San Antonio)引起一片轰动。当地报纸以“Chinese scientists have impact on convention”为题作了报道,蒋先生和杨子彬教授的大幅照片赫然其上。在这次会上通过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蒋先生成为IFMBE执行委员会的8位委员之一。执行委员的候选人由各国学会提名,均是国际生物医学工程界有影响的学者,候选人数常几倍于更换的执行委员人数,竞争很激烈。蒋先生的当选既反映了我国学会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反映了蒋先生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界所作的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公认。 1991年国际联合会在日本京都召开世界大会。为了使我国有更多学者参与国际会议,也为了节省出国经费,学会向联合会提出京都会后在中国西安召开卫星会议的建议。经过包括蒋先生在内的学会领导人的反复交涉,终于如愿以偿。西安的会议盛况空前,国内外代表近400人。联合会执行局的委员们在京都会议结束后都赶来参加了会议。由此翻开了学会国际学术活动新的一页。 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IEEE)是跨国的国际学术组织,以会员多、学术活动多、学术气氛浓著称。蒋先生多次参加该会的活动; 1990年经当时的主席Robinson先生的介绍,成为该学会的一员; 第二年转为高级会员; 5年后被推选为IEEE Fellow,即IEEE最高级会员,我们国家称之为“会士”。他是当时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界中唯一成为IEEE会士的学者。 频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蒋先生受到国外学术组织的尊重和邀请,他还是波兰科学院院外学术委员会委员,波兰科学院与世界卫生组织合办的国际生物控制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个人委员,以及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拓荒 1978年,“生物医学工程”在中国学术界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原。蒋先生从“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科组”成立大会返回学校后,在具有办学远见校长的大力支持下,立即着手组建生物医学电子工程教研室。同时他在交大和第四军医大学作报告,介绍什么是“生物医学工程”,把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新学科展现在人们面前,报告轰动了西安科技界,获得了很好的反响。1979年蒋先生与西安医科大学黄诒焯教授合作,两校联合开办生物医学工程硕士研究生班; 探讨生物医学工程人才的培养方向。 当时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医学应该与工程结合,培养医、工并重的人才,既懂工程,又会治病; 而蒋先生始终坚持另一种主张。他说:“生物医学工程说到底是工程。目标应该是培养具备一定医学知识、与医生有共同语言、能为医学服务的工程技术人员。”后来的发展证明,蒋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各个设置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学校都确立了这样的培养目标。学制一般四、五年,主要学工程,在一、二年级基础课程中安排生理学和医学基础课。 生物医学工程教学应如何安排、应包括哪些领域,蒋先生与同事们也经过了一段艰苦的摸索。美国人Webster先生,是一位在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教学中颇有造诣的教授,他著有一本经典的教科书——《医学仪器》。1980年初他应邀来中国,当时,黄家驷院长指示,请他按照他的教科书给中国的老师和学生讲课。但那时语言障碍很大,蒋先生和黄诒焯教授及四医大的一位医生只好将讲课内容一字一句地翻译出来。讲课持续了二十几天,Webster教授把学科各领域讲了一遍。蒋先生说:“Webster教授给我们上了一堂启蒙课,使我们明确了生物医学工程学所涵盖的领域。”同年年底,蒋先生第一次赴美参加生物医学工程的国际会议,会后在这位美国教授的安排下参观了美国东部的十几所院校,回国后吸取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完善了西安交大生物医学工程教学的学制和课程,从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起招收本科生。至今蒋教授已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培养了133位研究生,其中博士生27位。谈起他的得意门生们,他显得很兴奋。这些学生中绝大多数离校后仍奋斗在生物医学工程的各个领域中,在高校的已成为国内知名的学科带头人; 在企业的都是总工程师一级的技术领导。还有很多学生在国外深造和工作,蒋教授不免对此稍感遗憾; 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国外良好的研究条件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更有利于他们把握世界科技的前沿,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相信他们迟早都会寻找到报效祖国的途径。                    收获 在探索新学科教学的同时,蒋先生开始选择有关新学科的研究课题,带着学生进行深入的研究工作。毕竟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开始时蒋先生想各方面都摸一下。第一个题目选的是“计算机辅助医学诊断”,研究如何将人体生理指标数值化,试图通过数值的变化对疾病进行诊断。他与一位搞数学的学者合作,于1980年出了一本书,叫《医学数值诊断的统计学基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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