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沃德医疗中心首席血管专家、和睦家血管外科专家张强，即是探索自由职业的一位医生。
在医生眼中，他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医院？5月24日，张强在“发现最佳医疗实践—21世纪医院院长峰会·2014”上，通过自身的创新职业模式，为国内日后探索医师这一医疗市场资源的流动提供范本。
从体制内出走之后
纵观近几年的新医改进程，如何准确诠释新医改中的自由团队价值？透视张强的经历，或可发现个中逻辑。
2013年1月1日，张强正式探索自由职业。“说句实在话，当时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觉得自由职业一定是中国未来医疗方面，医生的一个选择，是作为人生的一个探索。”
张强最早的一份签约，对象是上海沃德医疗中心。2013年下半年，他同时又签约了北京和睦家医院。
放弃体制内的工作模式，并没有降低或者减少张强的工作量。今年4月，他又和上海和睦家医院签署多点执业协议，签约后的第二天就在上海和睦家医院做了两台手术。
“手术时大家配合非常好，这是我的职业背景。而且和睦家医院发展非常快，病人增长非常迅猛。”张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其脱离体制内走向自由执业的具体流程，大致如下：脱离体制内、签约医院、自建团队、选择医院。
记者获悉，目前“张强医生团队”，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公立医院有了明显区别。在这些公立医院，每个人都是将来的竞争者，上升通道只有一条，所以在工作职责上，存在一定的冲突。
而张强脱离体制后构建的团队，拥有一个专家医生，一个医生助理，每个专家有一个秘书，24小时跟病人保持联系。病患不用担心，病人难以找到或者找不着医生的状况。术前术后都有专门的秘书来完成，给医生充分的专业工作时间，实践证明，这种探索带来了非常高的团队效率。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来看，医生的角色和职业形式，实际上比较丰富。传统形式是，过去在国内，大部分的医生只是一种形式，在获得医生执照之后，可以开私人诊所。再者是，选择签约医生集团，相当于医生的经纪公司，帮助医生打理医院之外的事情，这是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还有一部分医生选择受雇于私立医院，当他获得一个充分收入的时候，他会非常忠诚。
最后一种就是社会公立医院，目前这在中国是主流，在西方国家可能是相对比较少的。“现在再回顾我自己以前做雇员时候的照片，我们更像流水线上的工人，而现在自由职业的我，更需要自己的品牌。”张强回忆道。
自由职业的尝试，给他带来的变化，还体现在私人生活中。张强认为，只有家庭才是持续而强大工作的动力，如果家庭管理不好，怎么管理病人，所以这是一个观念的转变。除了家庭成员的照片，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他的病人画给他的漫画。
多点执业关键所在
记者在采访新医改的过程中获悉，目前，自由职业只是作为一种专业从业创新形式存在，并无详实的
法规支撑，和业内通俗意义上的“走穴”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如张强所言：“我们在自由职业这个市场土壤里，目前还不是很好的时候，可以通过多点执业方式来释放一些劳动力。”
最直观地说，多点执业将改变病人的看病模式，如果医生这种市场资源流动起来，医疗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就能得到缓解，病人半夜排队，为了一个专家号苦苦守候的状况亦随之得以缓解。
在释放医生这种医疗市场资源之后，进一步被优化配置的医师，将有机会参与到患者体验主导的模式中来，更多地为病人着想。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亦认为，医学专家若能够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之间流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带来的看病难问题。
但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是，中国医生身份是“单位人”，而不是“社会人”，这是自由流动的最大障碍。只有让医生逐渐由“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才能使多点执业政策落到实处。
具体来说，目前我国医学
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用人单位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以单位为基础实施的。教学、科研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型公立
医院。医生在学术圈中的地位与所在医院的影响力密切相关。
医生的成长离不开医院的平台，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优质的人力资源。因此，多年来医院一直把医生视为自己的资产。医师多点执业如果全面铺开，医院将面临核心竞争力分流的风险。
除了单位压力，医疗责任风险也是绕不开的难点。在发达国家，专科医生做完手术后，其他环节有专人负责善后。而中国的主刀医生要从头至尾负责一名住院病人，中间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要承担责任。
据了解，由于财政投入不足，部分公立医院一度未曾给医生购买医疗责任险。发生医疗赔偿时，多数医院采取医院和科室分担制，科室承担费用大部分由责任医师埋单。这种情况下，很多医生对多点执业的医疗风险心存顾虑。
医疗质量如何保证？医疗责任谁来承担？这些都是多点执业的关键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尽快从政策层面作出细致规定。蔡江南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对记者表示，同时需要在人事编制制度上改革，这样医生这种市场资源才能真正流动起来，进而缓解医疗市场上的供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