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12月4日讯 作为省会城市郑州第一个从三甲医院“单飞”的医生，石迎辉筹资300多万，却被堵在开办诊所路上的遭遇，在医生自由执业呼声渐起的当下，一时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
似乎每过一段时间，社会就会热议一个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灵丹妙药。从10多年前的医院转制，到后来的全民医保、社会办医，现在又集中到医生多点执业、自由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更直截了当地表示，医生的自由执业是目前医改的关键，也是最可操作的一个突破口。
但截至目前，这项政策阻力重重。
石迎辉经历的种种困惑，或是最好的例证。
从河南省人民医院辞职出来，石迎辉的微信签名改成了：脱胎换骨。
他一度觉得，实现开办私人诊所的梦想的那一天，近在眼前了。
但他很快发现，通往自由的路就像郑州早晚高峰拥堵的街道。他被各项严格的规定和繁杂的申请材料堵在其中，只能龟速前行，或者原地等待。
“那是一种铆足了劲儿，却跑不起来的感觉。”他苦笑着说。
与选址相关的问题都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多月之后了，他却尚未踏上正式的审批之路
石迎辉今年36岁，戴眼镜，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他原来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眼视光学中心的负责人，去年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并晋升为副主任医师，有一份“安稳而光明”的前途摆在面前。
今年6月份，微博上关于北京协和医院的急诊科医生于莺辞职的消息，让石迎辉的精神为之一振，也终结了他一年以来的内心纠结。他终于下定辞职开诊所的决心，并很快付诸行动。
然而，刚迈出第一步，石迎辉就被猝不及防地绊了个跟头。
麻烦出在选址上。按照政策规定，医院与同类医疗机构的距离不少于2公里，门诊部与同类医疗机构距离不少于1公里，诊所与同类医疗机构距离不少于0.5公里。
既要满足与其他医疗机构距离上的要求，又要找一个地段好的店面，经过这两个条件的筛选，偌大的郑州，可供选择的地址并不多。石迎辉只能自己去考察。
奔走选址的那段时间，石迎辉还没正式离职。白天，他仍需要像往常一样，进入诊室一坐就是一天。午休时间常常从规定的12点拖延到下午两点，匆匆吃一口饭又继续下午的坐诊。夜晚，他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开车行驶在郑州的大街小巷，寻找潜在的店面。
因为专业的原因，他的患者群体以学生为主。周围是否有学校成了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可结果常常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周围有学校有社区的地段，规定半径内却还有其他医院；服务半径符合了，四周又十分冷僻；好不容易两者都符合，却没有空着的店面出租。
初夏的郑州，夜风微凉，一边开车一边找房的石迎辉却常常因为失望而感到焦急燥热。
他在车上放了一个小本子，每当遇到可能合适的门面，就会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跑下车到近处仔细审视一番。回到车里再拿手机上的百度地图进行定位，生怕下次找不到。
“每遇到一个有可能合适的店面，都会不由自主产生很多联想，把店面布置成什么样，门头该怎么做，到时候会有多少患者。”石迎辉说，自己有时甚至因此兴奋到睡不着。
经过大半个月的选址，他最终把诊所选定在郑东新区。这里是郑州的一个新区，人口不多，还在发展中，却是政府重点投资的地方。石迎辉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兴的，跟他所执业的眼视光学这门新兴学科“存在着一种契合”。
地点定下来了，拉来的300多万元投资也已到位，但与选址相关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按照规定，他必须向卫生部门提交一份内容包括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人群健康状况、
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率等情况调查的《设置可行性报告》。
石迎辉打开电脑，向记者逐项展示这份报告的详细要求。
随着鼠标的拖动，这一长串的要求共有14大项，部分项目下还有细划分的小项，其中还包括诊所的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以及供电消防等方面的设施情况。
“这意味着，我必须在准备资料的阶段，就把店面装修好，
仪器和人员都得到位。”石迎辉觉得这样的顺序挺尴尬，一旦审批无法通过，这些前期的资金和人力投入都白费了。
“何况，对于地区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调查，以及人群健康状况、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率等情况的掌握，这些信息主管部门不是了解得更清楚吗？干吗让我们这些医生去做？”他摇着头直叹气。
叹气归叹气，石迎辉还得“接受现实”。他跑到诊所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去打听人口情况，街道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动机挺怀疑，他解释了半天，对方还是半信半疑，最后在检查了身份证和工作证之后，才口头给了他一份数据。
而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他和助手们只能靠上网搜索；人群健康状况、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率的情况，则是根据河南省的相关文献推算得出的数据。
前期这一切与选址相关的问题都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多月之后了。忙了一大圈，他却尚未踏上正式的审批之路。
石迎辉没想到自己会陷入政策的空白区，他兜了一大圈，却还是停留在原地，无法前行
关于选址的战斗尘埃落定，石迎辉感到心里更有底气了。9月，他正式离开河南省人民
医院，成为郑州第一个从三甲医院辞职“单飞”的医生。
“我只想办个合法合规的小诊所，没理由行不通。何况我还有在医疗行业多年积累下的资源和人脉。”当时的石迎辉颇为乐观。
但很快，他发现现实比想象复杂得多。他向记者梳理了执业医师申请经营医疗机构所需要的证件：除了个人的身份证、毕业证、医师执业证、医师资格证、职称证、离职证明或退休证，还需要守法证明、医疗纠纷证明、房产租赁证、设备证、医疗设置批准书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12个证件。
要拿齐这一长串证件，除了卫生部门，他还要跟房管、消防、公安等一堆部门打交道。
比如守法证明，就是要证明医生此前没有过犯罪记录，必须由申请人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请。“假如我想在北京开诊所的话，还得回到河南来开这个证明。”石迎辉解释。
不过，与这些琐碎的证件申请相比较，真正令石迎辉感到内心焦灼的，还是在开始了正式的审批程序之后。
郑州市卫生局今年把较为成熟的老城区的医疗机构审批权下放到区一级，但石迎辉诊所所在的郑东新区作为并不成熟
材料递交了过去，区里不受理。石迎辉跑到市卫生局一问才知道，他所申请的眼视光学专业，不在原国家卫生部2008年下发的《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简称《名录》）所核准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范围内。
《名录》里对于眼科只有一类分科，像眼科下属的二类、三类科目都未被列入名录，眼视光学就在其中。
石迎辉觉得挺迷茫的，他没想到自己会陷入政策的空白区。他兜了一大圈，却还是停留在原地，无法前行。
郑州市卫生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副主任詹东蕊告诉本报记者，主管部门对于私人诊所的审批，是严格按照国务院和原卫生部分别于1994年和2008年颁布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在没有新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他们能做的只有认真按照相关规定去审核材料。
詹东蕊不久前也遇到过一个申请血管瘤专科门诊的执业医师，同样因为其专业不在《名录》中而无法受理。
詹东蕊表示，石迎辉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了他和这名血管瘤医生遭遇政策壁垒，在该市卫生局“进行审批的其他医疗机构都比较顺利”。但石迎辉的故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全国不少同行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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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院医生龚晓明表示，听说某机构在收购一个诊所，不为别的，就为难办的执照。“都说了要市场化，要鼓励各种资本进入医疗行业，还在四处设卡是为什么？”
微博红人原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在转发微博之余，还表示：自己也即将走上申办执照这条“不归路”。“政策允许、手续齐全、检验合格、资质符合前提下，如果到处卡我的话，就别怪我……微博直播全过程。”半开玩笑的威胁，投射出这位女医生隐隐的担忧。
一个江苏网友转发并@自己的医生朋友问：你的执照解决了吗？对方回复：不用解决，彻底放弃了。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执业医师遭遇审批壁垒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原因千奇百怪：有的因为租房没有产权证，有的因为消防设施不到位，面积不够规定……还有的医生因为执业医师证书被原单位扣着不给，而无法通过审批。
有人干脆总结：通过审批的诊所大同小异，被卡死的医疗机构却各有各的原因。
当下，石迎辉能做的，依旧是原地等待。
等待转机的日子里，根据规定，石迎辉可以开展为期6个月的试营业。
的开发区，这里的审批模式是区里初审，通过之后再递交市卫生局审批。
他对自己的诊所给予很高的期望：“人的一生都需要进行视力矫正，眼视光学所做的正是依靠佩戴各种眼镜的手段，来改善人的视力。”
在他看来，这个专业与传统医学相比，在公立医院并不很受重视，新的技术、设备往往很难申请下来，即便申请到了，还有一系列繁琐的审批手续摆在那里。
“有时候街上的眼镜店都用上了，我们还没等来设备。”这样的无奈让他感到担忧，长此以往，眼视光学的出路将变得越来越窄，直至死掉。这也是他离开公立医院的主要原因。
现在他的诊所里面，配备了最先进的眼轴生物测量仪、眼底照相等检查仪器，隐形眼镜试配区的洗手池装了净水器。白、绿色调为主的店面显得明亮而洁净。
虽然还在试营业，一到周末，来看病的患者就已经络绎不绝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坐在候诊区的沙发上等待，候诊区有杂志可供翻阅，护士会给每一个等候者倒上一杯饮用水，还有一台平板电视机供家属们打发时间。
尽管现在也很忙，中午吃饭的时间偶尔也要往后延，但石迎辉至少可以从容不迫地给每一位病患做诊疗，也不必像之前在医院里那样，迫于创收指标的压力，无法客观地向患者推荐最合适的镜片。
在他的规划里，诊所应当像他之前出国交流时看到的那些美国诊所一样，在方便周围居民看病的同时，还担负起研究机构的作用。
他打算定期到附近的学校免费为学生进行眼病筛查和记录，并为这个区域人群的眼
健康建立可供研究使用的数据库。
更重要的一点，经历过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工作环境，石迎辉认为，他的诊所应当是一个“让医生和患者都有尊严的地方”。“医生就安安静静地诊病，病人也无须挤来挤去。”
而当下，石迎辉所有能做的，依旧是原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