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黄，药理学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药药理学的开拓者。他对中枢神经系统递质乙酰胆碱类药物与抗乙酰胆碱药物的神经精神行为药理学的研究，为我国防化学神经毒剂与抗毒剂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他通过党参、黄芪、枸杞等补益药对神经与免疫功能的调节等作用的研究，提出了神经、内分泌激素与免疫功能网络三结合作为中医药整体思想，开拓了天然药物研究的中西医结合道路。 周金黄（１９０９—　　） 　　周金黄，１９０９年６月９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小农家庭。父亲为医生，１０岁时，随全家移住汉口，就读于辅德中学，１９２４年毕业。 　　（１９２４—１９３０）年，他先后在长沙雅礼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学习。他酷爱文学与历史，尤其偏爱古典英文传记。由于几位兄长未能继父志学医，他几经犹豫，终于选择了学医的道路，于１９３４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１９３２年冬至１９３３年春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抗日医疗救护队，在原热河省与河北省长城沿线宣传抗日救国与从事医疗工作。 　　在学医时期，他对医学发展史有浓厚兴趣，认识到中国医学在１７世纪前（１５７８年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医药学。其后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唯物论的诞生及自然科学的兴起，为欧洲医学奠定了现代医学基础。他由此而萌发了借鉴西方医学复兴祖国医学的思想。 　　他在毕业前就进入药理研究室，１９３３一１９３７年在神经内分泌学教授万代克（Ｈ．Ｂ．ｖａｎＤｙｋｅ）指导下，研究动物大脑垂体前叶激素的生理效应。在当时国际学术界，这是新开辟的科学领域。他在协和药理研究室生化学家、药理学家集体配合下，首先分离出生长激素、促甲状腺分泌激素、促性腺激素等有效物质，并在未成年大鼠和去垂体幼年大鼠模型中加以定性、定量与鉴别性实验观察，从而肯定其特性与生物活性。有关研究成果连续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并被写成英文专著《脑垂体的生理学与药理学》上册（１９３６年）、下册（１９３９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３５年８月，他曾随中国生理学会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访问苏联、德国、美国各大学期间（１９３５一１９３６），他有幸与当时国际生理学权威学者接触，看到巴甫洛夫（当时已８０高龄）亲自领导高级神经活动研究的各项工作，参观访问英国国家医学研究院时，亲聆院长戴耳（ＳｉｒＨ．Ｈ．Ｄａｌｅ）关于他发现神经递质研究工作的过程，从而使他对国际生理学与药理学前沿学科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在美国，周金黄在神经血管感受器反射学权威教授施米特（Ｃ．Ｆ．Ｓｃｈｍｉｄｔ）实验室协助教授承担医学学生实验课，并研究中枢神经兴奋剂对神经与血管反应的耐受性。在德国钱森（Ｈ．Ｊｅｎｓｓｏｎ）教授的药理研究所，周金黄配合该所研究德国民间的心血管植物药欧寄生（Ｖｉｓｏｕｍ ａｌｂｕｍ）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及对心血管活动的调节作用。 　　在抗日战争八年中，周金黄先后在广州孙逸仙医学院与贵阳医学院任教，并在贵州省制药厂工作；１９４２年，到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开始研究神经药理学，并发现吗啡对内脏功能如消化道运动、血糖水平、内脏血管张力的作用都是通过兴奋神经中枢（迷走神经）使其外周神经末梢释放乙酰胆碱而引起的；切除迷走神经后，这些作用就消失了。当时在成都的中央、华西、齐鲁三所大学医学院与生理学及药理学有关的教师在蔡翘教授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定期召开学术报告会，编印学会会刊，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主要的医学研究中心，使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包括周金黄在内得到锻炼与成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周金黄于１９４６年回到故乡武汉市，主动协助武汉大学（当时也从四川省迁回武昌珞珈山原址）筹建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并受聘为医学院代理院长、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周金黄提倡药理学应以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的方针，他主持成立临床药理研究室，并亲自参加临床工作，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重建药理科室，编写临床与实践相结合的药理学大型教科书，培育药理学专业进修生与研究生。在教学与研究中，开展了中药人参、五味子、甘草等实验研究，证明中药的临床功效基本上可以用现代药理学方法加以证实、补充与提高，从而坚定了他后期研究中药的信心。 　　１９５１年，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医学防护研究工作，任毒理学专家组长。他揭露美军在朝鲜北方与我国东北地区多次施放细菌武器的罪行，以谋求国际医学界正义人士对我国的广泛支持。如英国著名人文与自然科学家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与国际和平大会主席法国科学家居里（Ｊ．Ｃｕｒｉｅ）等都对细菌战进行过谴责。他还参加中国代表团赴民主德国、捷克和奥地利宣讲与揭发美国侵略朝鲜北方的罪行和新中国和平建设的成就。 　　他于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多次访问苏联，参加药理学和军事医学的学术会议，参观著名的大学、研究院、科学院等单位，结识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士药理学权威教授安尼启可夫（Ａｎｉｃｈｋｏｖ）、扎库索夫（Ｚａｋｕｓｏｖ）等，为沟通中苏药理学研究起到有益的桥梁作用。此后，他被调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任防化医学药理毒理研究所教授、副所长、所长等职，前后３０余年。在他的努力下，我军建立了防化医学、化学战剂毒理学、精神神经药理学与毒理学等专业队伍，研制并装备部队多种防毒急救针剂与药品，在某些神经毒剂与抗毒剂研究课题方面，走在国际同行研究者之前列或处于领先地位。他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个人二等功和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集体，主要有功人员）。 　　１９６３年，周金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于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主动要求参加医疗队，在辽宁省盖县和山西省夏县农村前后一年余，用针灸与中药为当地农民治好了一些病痛，得到乡亲们的信任，也使他亲身体验到针刺疗法与民间草药的“神效”，从而决心在晚年坚定不移地走西医学习中医之路，开拓中西医学结合研究中药药理功效的新途径。返回北京后，他刻苦学习中医理论、方剂、辩证施治，并获得进一步的提高。继而组织有志于研究中药药理的中青年药理学与药物学工作者共同创建中药药理研究室，开展常用中药如党参、黄芪、人参、枸杞子、女贞子、仙灵脾、首乌、地黄等补益药的研究。通过实验研究，他证实补益药补益功效，与中医扶正固本思想为基础的整体观与现代医学神经内分泌激素与免疫功能调节网络系统学说，是互相支持和统一的。这些研究成果为研究延缓衰老与增强肿瘤治疗药中利用中药提高免疫功能、缓解病痛提供了新的依据与线索。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他多次出国访问欧美国家，介绍中国研究中医药的成就。１９６４年，他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药理学大会，向大会报告我国天然植物药的药理学与化学研究进展，１９８５年，访问美国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与联合国卫生组织合作的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介绍中药补益药的免疫调节效益。１９８９年，访问新加坡和美国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介绍了中药研究的进展，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大学、咯马林达大学，介绍中药抗衰老效应等专题，使国外药理学家对我国近年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药成就有了新的认识与了解。 　　１９８８年，他应邀赴青岛海洋大学，了解了该校新成立的海洋药物研究所为开发我国海洋药物资源和海产补益食品所做的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与生产情况，并应聘为该校海洋药物药理学教授，积极配合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在桑榆暮景之年，还努力为新兴的海洋药物药理学做出贡献。 创立中西医结合的药理学 　　周金黄在一篇学术思想专文中写道：“我们有责任把我国古老的医药学的优秀传统哲理与现代医药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药理学，它将为２１世纪国际药学的发展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引自：生理科学进展．１９８５，１６（１）：１—５）。 　　本世纪２０年代，是我国现代药理学初创时期，当时以发现麻黄碱的作用为药理学的里程碑。陈克恢博士从美国留学归来（１９２３—１９２５），亲自从市售中药麻黄提得纯品麻黄碱，并在药理实验中发现它具有模拟体内分泌的心血管功能增强剂肾上腺素的作用，在西医临床试用有显著抗休克或抗虚脱等一系列疗效，引起了国际上对中药的重视。这就成为国内外研究中药的经典模式。 　　在研究中药药理学中，周金黄认识到中药与西药属于两种医学思想体系，其概念、词汇、术语、内容表达几乎完全不同。植物药在西药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多数已经提练成单一成分的化学药物，而中药则是按中医药归类自成系统的天然药物，其中最突出的一类又是西医药最不易理解或研究的，就是补益药。中医尤其重视补益药中的补气药，如党参、人参、黄芪等。西医词汇中没有“补气药”的名词。中医的“气”涵义之广可以容纳阴阳万象，可简略为维持机体正常功能的物质原素，与现代科学的“能量”相仿。为此，他建议另创一新词“ｅｎｅｒｇｅｎ”表示“气”，该词来源于希腊文“ｅｎｅｒｇｅｉａ”（能量）一词，词尾－ｇｅｎ表示源于氧气（ｏｘｙｇｅｎ）、氢气（ｈｙｄｒｏｇｅｎ）之缩合。“ｅｎｅｒｇｅｎ”表示中医“正气”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为生命活性的原动力。补气药为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ｅｎｉｃｓ或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 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补阳药为Ｙａｎｇ－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补阴药Ｙｉｎ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见“传统医学与现代药理学国际会议（ＴＭＭＰ）论文摘要１９８６：２１；全文见ＴＭＭＰ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１９８７：３—２０Ｂｉ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０ｎａ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他在用现代药理学的新思路研究中药补益药的功效时，提出中医整体气血阴阳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