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10日晚，全国H7N9感染者已增至33例，其中9人死亡。在全民严防禽流感之时，一起特殊的医患纠纷也在上演：3月27日，上海一因感染H7N9死亡的患者吴某，其家属以“医院采取的救治措施不当”为由，向医院提出107万元索赔，医院最终予以一次性人道主义补助13万元。   　　此事一出，立即引发公众热议：“H7N9感染者死亡算不算医疗事故？”“在新型未知病毒面前，医院做到什么程度才可‘免责’？”皆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   　　媒体报道显示，患者吴某于2月27日出现发烧症状，此后症状不断加重，于3月2日被送进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医院诊断结果为“重度肺炎”，并对其进行了治疗。但吴某的病情并没有因此好转，并最终于3月10日因抢救无效死亡。吴某的家属质疑医院的治疗方法存在问题，以及“没有进行隔离治疗”，认为其是一起医疗事故，故向医院索赔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抚养费、赡养费共计107万元。   　　吴某的家属还称，直到4月6日，医院才证实吴某是因H7N9禽流感引发的重症肺炎去世，之前并未告知家属，“是因为H7N9是一种新型病毒，只能由国家卫生部门确定发布”。针对家属“刚开始为何没有隔离治疗”等质疑，医院的回答也是：“这是一种新病毒，医院开始并不了解。”   　　“在本案中，如果医院已尽到了高度关注的责任，并且治疗手段符合当下的通行标准，就不应视作一起医疗事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知名医患纠纷专家王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因为H7N9禽流感的确是一种新型未知病毒，当下医学对它的认识十分有限，在疫情最初阶段，无法要求医院能第一时间甄别病情并找到最佳治疗方案。”   　　王岳认为，医院最初将H7N9病毒当做重型肺炎来治疗，也不应算作医疗过错。   　　“家属要鉴别医院有无医疗过错，并在此基础上索赔，需要经过一套司法鉴定程序。而法律上判断医生治疗方法有无过错，第一个依据就是可预见性，即某疾病是不是当时一个通行标准下就能预见的？如果换成其他医生，会不会作出相同的诊断？如果是，就不应算失误。”   　　王岳举例说：“比如发现一位病人咳嗽，全国大多数医生最先想到的，是病人患了感冒或肺炎等常见病，根据常规来治疗，如果一切常规治疗均不起作用，才考虑其他‘疑难杂症’。”   　　针对H7N9病毒，王岳认为，在疫情尚未引人注意的3月初，“一个普通的医生，是很难一下子想到‘患者呼吸困难是因一种变异的禽流感病毒’而导致的。”“同样，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和医学水平，还很难对H7N9病毒有很好的检测和治疗手段，所以这时追究医院或医生的责任，可能有失公平。”   　　医院一开始没有告知家属病因是H7N9禽流感，是否侵犯了家属的知情权？   　　王岳对此也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医学在新型病毒面前具有后知性，检测、确诊一种新型病毒“恐怕都需要一段较长周期”。曾在抗击“非典”一线服务过的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但是这种病毒检测不是医学上的常规检测，需要专业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或实验室来进行。”王仲分析说，“当前医院所做的临床诊断有一定范围限制，一般医院很少能第一时间进行最新的病毒检测。客观条件不具备，可能也是一个限制因素。”   　　死者家属也怀疑过在医院感染的可能，因为就在吴某住院的当天，另外一例禽流感患者在同一层楼的病房去世。但上海疾控中心表示，目前没有观察到H7N9人际传播的证据。   　　截至发稿，中国青年报记者并未联系上吴某的家属，但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向中国青年报表示：“我们并不存在医疗失误，治疗方案也符合规范程序”，因此不会同意107万赔偿。   　　王岳认为，虽然吴某家属提百万索赔“没有法律依据”，但不妨碍他们申请社会救助。   　　“对于吴某这样因感染重大新型未知疾病而死亡的患者，不能苛求医院，而应该建立起社会基金机制。”王岳建议，对类似的不幸家庭，不妨借鉴广东省的做法，设立一些社会救助基金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这个钱不应该是医院出，也不应该全由政府来出，应该由社会机构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