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六十，上海某知名医院的妇产科“一把刀”终于成为一名相对自由、可以多点执业的医生。 　　他现在每天只需要做三四台手术，收入却比过去一上午做五六台手术的收入还高。他早上背着双肩包，蹬着越野自行车，戴上鸭舌帽和墨镜，从家里出发，半小时就能赶到附近几个执业点，做完手术背上包就走。 　　这样的生活，也是许多技术精湛的年轻医生期待的，这意味着增加体面的收入，赢得更多的尊敬，然而，“医生多点执业”的阳光却因为种种原因很难照进他们的生活。 　　2011年，“医生多点执业”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但这一话题的纷争从未停止：公立医院的院长担心医生种了别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民营医院的院长希望借“多点执业”的东风吸引更多客户。 　　一段时间以来，如何成为一名“职业人”而非“单位人”，成为医生关注的焦点。而现实是，“多点执业”制度放开后，敢于多点执业的公立医院医生寥寥无几。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很多有经验的医生星期五就坐飞机出去“走穴”，“偷偷地去，不是个例”。 　　他分析，医生还是一个“单位人”，在医院拿工资拿福利再去其他医院工作，院长怎么会愿意？ 　　所以，这项政策至今看来仍然缺乏可操作性，依然是“看上去很美”。 　　黄洁夫分析，一是改革医生评职称、搞科研的机制，让民营医院、基层医院的医生能有更多机会；二是有必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设一个医生人才资源市场。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这个市场里，医生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还鼓励医生向基层流动，无论在基层还是在大城市，都能获得让自己更进一步的资源。 　　他举自己曾经在国外做医生时的例子说，许多国外医生一周在公立医院工作两三天，另外有两天在社区的诊所和医疗中心工作。医生们在公立医院是提高医疗技术，获得学术地位，但挣不了多少钱，更多的钱是在诊所和医疗中心里挣的。 　　面对这样的改革愿景，黄洁夫也坦言，大城市公立医院病源不缺，经验丰富的医生收入也很可观，这一群体缺乏改革的动力。“但医改要做的，是让所有医生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黄洁夫说，医生多点执业就是想为更多年轻医生拓宽追梦的路子。 　　黄洁夫坦言，医疗人才体制上的改革是个综合性问题，牵涉社保、劳动、教育、财政等部门，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改革，多点执业就是说说而已，医生追梦可能就少了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