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学箕，预防医学家，劳动卫生学家。他一贯注意边疆、农村基层的卫生服务和人才的培养。在医学教育中，重视实际，勇于实践，创造性地总结出 “服务——教学——科研”相结合的现场医学卫生教学模式，推动了预防医学教育的发展，培育了大批高质量的医学卫生人才，获医学教育改革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特等奖。他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危害严重的职业性疾患，尤其在农药中毒防治研究中做出了贡献。 顾学箕（１９１１— ） 　　顾学箕，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０日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辰山张家村（今属上海市松江县）。他幼年时因村中无小学，只能寄居在青浦县城的外祖母家就读。１９３０年，于东吴大学第二中学毕业，当时目睹乡间百姓屡遭疫病之灾，无处就医，于是立志学医，考入沪江大学医预科。他在医预科期间，聆听了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博士的演讲，“医生是福人的职业”，“要培养能为公众服务的医师”，句句话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坚定了他学医的决心。他接受了颜福庆“为人群服务”的思想，立志学好本领，以科学救国，挽救民众脱离罹病之苦境。他向往公医制度的道路，愿服务于边疆及农村，并以公共卫生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１９３２年，他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至１９３７年完成了５年的学业。在这５年中，他除学好医学本科的课程外，还从事课外译作，完成了《食物营养化学》（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和《医学的境界》（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两书的翻译工作。前者得到当时上海名医宋国宾医师的欣赏，并在他主编的《医学评论》杂志上分期发表，后又以单行本发行。后者被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编为第３６０册。此外，他也为当时在南京的中华自然科学社主办的《科学世界》杂志撰稿。这些活动，是他学生时代将知识交给民众的初步尝试，也是他树立正确的学医观念，刻苦学习的具体表现。　 当他在毕业前进行实习时，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本大举入侵上海。他离开了条件较好的南京中央医院，到后方军医院实习，为战伤的官兵服务。由于他在校时努力学习，重视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使他在毕业后的工作中，能较快地独立承担内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并具有强烈、鲜明的预防观念。 　　８年抗日战争中，有７年他是在川、甘、青边区的松潘、重庆青木关和内蒙古的伊克昭盟等地从事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培训卫生人员，并密切关注当地卫生问题，随时进行调查研究。他曾于１９４１年应考，获取了蔡元培基金出国进修营养学的机会，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成行。１９４６年，他经考试合格，被选派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公共卫生学，１９４７年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１９４８年他受聘于国立上海医学院（１９５２年改为上海第一医学院，１９８５年改为上海医科大学），以副教授的身分去嘉定县（当时属江苏省）兼任卫生院（后改人民医院）院长，组织管理农村卫生教学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兼任县人民政府卫生科科长。１９５４年起，由于教学计划的改变，他结束了在嘉定县的工作。于１９５２年起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妇幼卫生教研室主任，兼管营养卫生学科的建设。１９５３年，受命创建劳动卫生学教研室，并任该室主任至１９８４年，其间还任卫生系副主任、代主任等教学行政职务。１９８２年，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聘他为职业卫生专家咨询组成员。１９８４年ＷＨＯ职业卫生合作中心（中国·上海）成立，他被任命为合作中心主任。他先后担任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卫生标准委员会委员兼劳动卫生标准分委会主任委员、顾问，中华医学会劳动卫生职业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兼劳动卫生职业病学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等职，还是国际职业卫生协会会员。 　　顾学箕在从事社会医疗卫生服务和医学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了累累硕果。 创造性地总结出公共卫生教育的“服务—教学—科研”的教学模式 　　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顾学箕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学习期间，随师高镜朗教授从事社会医疗服务，如当时沪郊太嘉宝救济院的育婴堂收容了５００多个婴儿，高教授每周均去义务诊疗，顾学箕于假期内作为住院医生，随行学习和实践。他虽在战争年代完成临床实习，毕业后即去边远地区工作，但已具有较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善于处理各科常见疾病，包括营养性疾病、传染病、寄生虫病、外伤和中毒急救等。他从美国进修回国后，在兼任嘉定县卫生院院长期间，与同济大学医学院林竟成教授合作，建立了嘉定县农村卫生教学区（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支持，１９５０年起，在嘉定县内相继办起了我国第一个县级妇幼保健所、护士学校，并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站，组织临时病房，治疗血吸虫病人，同时培训了能开展群众性预防工作的骨干人才。 　　在嘉定县通过妇幼卫生和血防工作，初步建立了县、区、村三级卫生机构，为以后发展而成的三级卫生保健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上海、浙江、江苏、苏北等医学院的学生实习创造了条件。 　　５０年代初至７０年代末的２０多年中，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医学教学体制有了很大的变更，在成立卫生系、扩大从事预防工作专业队伍的同时，取消了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公共卫生实习。顾学箕自担任卫生系副主任，分管教学、实习等工作后，一直重视卫生系学生的现场实习，在实践中，逐步感到学生仅在城市教学基地实习不能全面了解我国广大农村居民的卫生要求和解决途径。１９７３年，他又开始与上海县合作建立农村卫生教学基地，带学生去该基地工作和实习。他经常和临床教研室的教师与上海县医务人员进行临床会诊或研究问题。８０年代初，上海第一医学院承担了中美合作的研究课题，和上海县卫生系统与美国的专家一起进行了上海县卫生服务的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以后，经他积极努力，在此基础上，上海第一医学院与上海县人民政府于１９８４年签订了关于建立农村卫生教学基地的协议，使停顿了３０年之久的农村固定的教学基地重又活跃起来。 　　有了这个基地后，顾学箕进一步意识到在医学教育体系中，不能只培养医学生懂得临床治疗个体病人，而缺乏保护群体健康的整体观念。当时医学系学生的教学计划中，虽有卫生学的课程，却无社会实践，以致学生学到理论而无实际体会，枯燥乏味，学生不感兴趣，尔后也不能巩固、提高和应用；其次，由于当时原有教材没有结合临床医学特点，而是卫生系教学内容的缩影，学生学到的仅是卫生专业课的具体内容，缺乏预防医学的整体战略观念，学生虽然学到不少知识，但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他借此东风综合长期在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经验，又汲取来自国际的信息，对我国的医学教育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与见解，先后发表了３０余篇教学论文，主要的观点有：（１）要贯彻我国“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医学教育不能只依靠卫生系师生的努力，必须同时重视培养学生数为当时卫生系十数倍之多的非卫生专业的医学生，使他们具有预防医学的基本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上，除为群众治疗疾病外，还能参与有关群体保健的活动。（２）对医务人员的医德教育，不限于传统的对个体病人的职业道德教育，而医学面向人群，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保护人群健康，更应是对医生进行医德教育的重要内容。（３）要实现预防战略，应在医学教育领域中将以往的“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更新为基本观念、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三基”，理论和知识同属一个范畴，可以合而为一即基本知识，而基本观念是处于首要而关键的地位。所谓医学的基本观念，应包括：①医学教育的目的，应以医学所服务的对象为第一，既有个体，更不能忽视群体；②医学为人民服务，必须以“三级预防”为指导思想，合理的治疗属第三级预防，工作重点应放在第一、二级预防；③课程和教材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要按少而精的原则，服从学生学习的需要，预防医学的教材应适合临床学生的特点；④一个成功的医生，必须懂得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教育，提高他们自我保健意识，医生不单要会治病，还应能进行健康教育；⑤医生要能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控制规律，疾病与病人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有关，要积极探索病因，这不仅对病人有利（早日康复，免除复发），也有益于促进和保护人群健康。 　　要树立以上观念，不是单纯增加学生理论课的学时数，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取得领导的支持，通过试点，恢复了医学生一个月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了医学教育改革。１９８８年，他被卫生部推荐主编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与副主编陆培廉及其他编委完成了观念更新的《预防医学》一书，供基础、临床、口腔医学专业之用。 　　他长期在基层工作，经常及时总结卫生工作经验。在边区工作期间，完成了当地居民的营养调查，写成２篇论文，分别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年发表，成为我国研究边民营养学的较早文献。以后在嘉定期间共完成论文７篇，都是现场研究工作总结，对提高基层卫生工作水平均具指导意义。 　　恢复了上海县教学基地以后，他与卫生系的教师一起，总结了数十年的办学经验，结合国际医学教育新进展，提出了“服务—教学—科研”的模式，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８篇。此模式经实践证明，效果良好，有利于地方，有利于教学、科研，得到了卫生部领导的重视和国内广大教师的支持。他和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现领导一起获得了１９８９年国家教委评定的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为劳动卫生和职业病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不懈努力 　　劳动卫生学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面对危害严重的众多问题，他逐步研究纱厂的女工卫生、电镀工的鼻中隔损伤和皮肤溃疡、高温作业工人的防暑降温和受害人数最多的矿工尘肺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农业的发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