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媒体报道了这样一组振奋人心的数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研究员带领4名学生，历时十余年，调查了11个国家和两个地区137家图书馆收藏的27250部中医古籍，复制回归了总计266种宋、元、明、清版本的善本医籍与抄本，复制页数达174152页，校点出版或影印了69种…… 　　数字是抽象的，但数字背后马继兴老人手持黄卷独对青灯的面孔却生动清晰。 　　寒来暑往七十八载，他用永不言倦的生命执著地探究着中华五千年医学史的博大精深。 　　面对他静静坐定。穿越他深邃的目光和思想，我们与历史对话。 　　 辑复、补订、考证、注释、语译、点校、分析……这些动词架构了他的人生 　　 　　走进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像是走进了漫漫的历史隧道。马继兴从一撂古籍资料中抬起头，眼神略显茫然，思绪分明还停留在刚刚正在阅读的某本古籍上。 　　在故纸堆中“钻”了一辈子的马老告诉记者，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古籍不外乎以下三类：第一类为传世古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第二类为辑佚古籍，即古籍本身已失传，但零散地见于其他文献，如同把头骨碎片复原为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一样，古籍辑佚就是要 把那些四处散落的资料全部找出、集合以恢复其原貌；第三类为出土古籍，即古书已失传，秦汉以后的古人都无缘看到，但却通过考古发掘得以与今人相见。 　　马老一生正是游弋于这三大类古籍中，辑复、比较、补订、考证、注释、语译、点校、分析、评按……这些听上去单调而枯燥的动词架构了他全部的事业人生。 　　成书于公元前三四世纪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原书早佚。他经十余年收集资料精心辑复的《神农本草经辑注》，其信实程度和校勘程度，大大超越了以往诸家辑本，其研究达历史最高水平。 　　他苦心搜集流散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及保存于国内各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等处的敦煌出土隋唐手写卷子80种，医书残卷百余部，所著《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是迄今收集敦煌医药文献最多的著作。 　　他参与了建国后每一次出土发掘的古医药文物研究。那些沉睡千百年的残帛碎简在世人眼里如天书般不知所云，到了他手里却变成了可以为世人分享的宝贵财富。 　　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珍异的医书。残帛上记有“麋突”，大家百思不得其解。马老将其释为“眉堕”，即掉眉毛，相当于现在所讲麻风病症状之一的眉毛脱落。该解释后来被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脉书》所印证。 　　有一年，发掘河北藁城商代墓葬，发现小石一片，装在精美的盒子里，随身而葬。考古者不解其意，去问马老，他说：“这是砭镰。死者生前曾用它解除病痛。墓葬时带着它作纪念。”来者将信将疑，马继兴取古代文献佐证，遂成定论。 　　清末，英国人斯坦因到敦煌骗买石室医书，斯坦因所获，现藏伦敦博物馆。其中一件残片仅52个字，断续不能连读，许多研究者熟视无睹，他却敏锐地意识到它的价值，他考证出这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刻本残页，原书刻于唐代，为世界医药科技版刻印刷史最早的实 物。 　　《针灸铜人与铜人穴法》、《武威汉代医简》、《导引图》、《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学著作??唐新修本草》、《现存最古的针灸图》、《我国最古的医方??五十二病方》、《我国最古的药酒酿制方》、《宋代的药商》、《汉代及汉代以前非医学文献中有关预 防医学的记载》……翻过他一生所著140余篇论文，近20部专著名录，中华医学宏大精微的历史画卷在眼前清晰展现。 　　 他人眼里的深奥与枯燥却是他全部的乐趣所在 　　1925年，马继兴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殷实的回族家庭。外祖父是当地名中医，耳濡目染之下，他自幼对古文、中医兴趣浓厚。 　　1941年，他考上施今墨在京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他像其他同学一样开始了私人挂牌的行医生活，但仅仅做了半年就放弃了。为什么？马老说，那个年代，私人开诊所，功夫在“医”外，要能讲会说，要会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我可搞不了这个，明明是看不了的病，也要吹嘘自己看得如何如何好……” 　　恰好有一个去北京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当助教的机会，马继兴毅然调头走向了教学讲台。这辈子，只要是与书本、学问打交道，他就有身心如归之感。 　　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时，他顺着命运的安排来到了历史留给他的位置???中国医史和中医文献研究。马老说，在事业的选择上，他从来就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该干什么。尽管此生他选择的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学术领域，但他人眼里的深奥、枯燥却是他全部的 乐趣所在。 　　1957年，生性耿直的马老，因说真话而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种田，拖着老寒腿爬电线杆做电工。“文革”中又遭迫害，头部被造反派重击，至今留有后遗症。 　　即便如此，他仍不忘做学问。老伴儿说，那些日子，他在墙上贴着工作进度表，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排得满满当当；在江西农村一边种田，一边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草药名录和植物检索表，拉着当地赤脚医生给人家教授草药课…… 　　正是靠着骨子里生发出的那份对学问难以割舍的爱，他把自己从屈辱和伤痛中一步步“拖”了出来。他的一位同事说，等大家知道做学问的可贵了，开始下功夫了，才发现，马老已经走得很远了…… 　　1990年出版的《中医文献学》是马老撰著的我国第一部中医药文献专著，全部直接采用第一手资料编纂而成。 　　书中，他对古代各类中医药传承系统、版本源流总括出200余幅图表，共参考引用了近千种古今文献。有评论道：“不只是规模宏远，得未曾有，并能出浅入深，富于创见。” 　　中医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诞生于马老手中。 　　从上世纪80年代始，马老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中医研究院以及国际合作的十几项重大科研课题，获奖无数。6名博士生、12名硕士研究生、40余名进修生出自他的门下。 　　问他这个专业的最大乐趣是什么，他说：“当你走进这个领域，你会发现好多东西是别人所没见过的，这些知识是前人的经验成果，不仅当时让人们受益，今后也会让人受益。我为我能从事这项工作而感幸运。” 　　 他奉献给世人的一定是要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东西 　　 　　马老做的是正本清源的工作，本底不明，源头不清，学科“下游”的发展就会受阻。 　　1984年，马继兴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上发表《治学琐记》，他这样写道：“搞科研要用事实说话，即言必有物，物必由本……在中医文献和医史研究方面，具体内容就是原始资料和实物证据（包括历代文物在内），如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深入一线，而是人云亦云，展 转引录，又不加核实，就易造成以讹传讹，错上加错的弊端。” 　　马老学问做得扎实，向他讨教诀窍，他笑笑说：“老实讲，我是一个愚笨的人。做学生时，背诵古医书原文如《内经》、《伤寒论》及汤头、药性等，往往要花比别人多数倍的时间才能记牢。我一生主要得益于一个‘勤’字，上课靠认真听记，自学靠背诵和随手摘录，保存下来的历年笔记、卡片，一直帮我起到了‘记忆’的作用。” 　　上世纪70年代，马继兴和文物学家一起完成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医学部分）的写作出版，后来又经过大约20年时间独自完成了近百万字的《马王堆古医书考释》。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在该书出版序言中写道：“马大夫知识渊博宏富，态度谦冲谨慎，于中医各方面，特 别是医史文献，精通娴熟，对克服整理注释工作中的许多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逐渐了解到他多年从事中医文献研究的经历，知道他怎样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以科学的方法钻研探索，积稿充柜满箱。我能够读过的他的著作，仅仅是其一小部分，已足令我兴望洋之 叹了。” 　　马老的“勤”不仅仅体现在他一生所做的数不清的卡片、笔记，也不仅仅是他奉给世人的累累硕果，那成箱整柜没有发表或出版的著作更让人感慨惊奇：1943年至1945年写成的《微针探源》，1952年写成的《汉魏以前非医学文献中论医的研究》（3册），1956年写成的《中国本草学源流初集》（5册），1957年写就的《伤寒论现存版本源流考》（上下卷），1962年写成的《黄帝内经原文出处考校》（共10册），1974年写成的《人类催眠性抑制的理论与实践》，1987年写成的《中国针灸学史》（第三稿，6册）……问马老为什么不将这些书出版？他淡淡回答：它们还不够完善…… 　　马老还保留着当初自己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签订的有关《中医针灸学史》的出版合同，记者看到，那上面甚至都已定好了具体的出版细节。但最后关头，他主动选择了放弃。他说，他奉献给世人的一定是要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东西。 　 　他干的就是一个清贫的专业，能省就省 　　马老和夫人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起初，彼此并没什么感情，但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他们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在他们家找不到他们年轻时的合影，却在墙上发现他们夫妇72岁时补拍的结婚照。虽青春不再，但依然灿烂的笑容却清楚地传递着幸福的信息。 　　有人说他们像“李双双”先结婚后恋爱。从不看电影的马老瞪着眼睛问：“谁是李双双？” 　　老伴儿笑着说，老头子就是这样“迂”，除了嗜书如命，再无其他爱好。解放初期的节假日，他们俩全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她的任务是帮马继兴抄写资料。马继兴和她商量说，咱这辈子可都得这样过了，只能要一个孩子了。 　　马老生活简而又简。一袭蓝布中山装，一辆吱嘎作响的老式26女车是他外出时的全部“装备”。 　　著作等身，却没有一间像样的书房。60平方米的住房里除了几件老掉牙的旧家具外，其余地方堆的都是书籍资料，书桌只能委屈地跻身于狭小拥塞的阳台上。旁人看了摇头感叹，可马老不在乎，“有个地方能安静看书就行”。 　　马老的很多书稿是用废旧的账本写就的。办公室里的电话还是那种老式的黑色拨盘。复印纸一定是两面用完才踏实。搞文献须臾离不开的文件夹、卡片盒，马老均亲手制作，所用的材料是别人当垃圾处理的废广告纸、废纸盒…… 　　马老说，他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