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序，药物化学家。他毕生致力于药学教育事业和药物研究工作，培养了大批药学科学技术人员。在学术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对生命科学有关的核酸的碱基以及核苷、环核苷酸类化合物的研究，并在发掘中草药宝库方面做出了贡献。 王序（１９１２—１９８４） 　　王序，１９１２年３月８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幼年丧父，家境困难。大哥留学美国，回国后供职北京，遂把全家迁到北京。王序一直靠大哥供养，在北京上小学，后回无锡入辅仁中学。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１９３５年毕业。１９３６年，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深造，在当时颇有声望的斯巴特（Ｓｐｔ）教授门下当研究生，具体指导他工作的是威士利（Ｗｉｓｌｅｙ）教授。他在奥地利攻读４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博士学位。１９４０年，王序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倾其所有，买了两箱微量分析仪器和实验用的小型玻璃仪器，取道香港回国。不料这两箱用心血换来的玻璃仪器，竟被香港当局扣留。回国后在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当时已迁贵州遵义），１９４１年，王序到北平研究院工作（当时迁至离昆明１０里的黑龙潭）。该院初创时没有房屋，他就利用山顶上一古庙的大雄宝殿做实验室，工作条件很差，无水无电。王序努力创造条件开展研究工作。他利用民用小炭炉作加热工具，每晨挥扇生火，并请人从山下挑水上来，用一瓦缸架高在桌上，作为高位槽，在地下另放一缸，作为低位槽，供冷凝器循环用水。文献资料不足，他便步行１０里到昆明市，再坐小火车到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查阅。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王序仍取得不少成果，并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他做实验注意节约原材料，并常常告诫同事们：我们国家穷，物力维艰，一定要节约，只要能得出精确实验数据，尽可能少用材料。有一次因急用一个干净的试验瓶，一位助手在用水洗净后，就用丙酮淋了一下，王序看到后就批评说：“这在国外是可以的，但我们的丙酮得来不易，怎可如此浪费！”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举国欢腾，王序本想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岂知国民政府对科研工作毫不关心，当时台湾已回归祖国，正需要研究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他变卖了所有的衣物，举家回上海，然后转赴台湾工业试验所。台湾工业试验所的设备虽然不错，但接收大员并不关心科研，而是忙于争权夺利，任凭日本人把珍贵仪器的重要零件拆走。王序目睹此状，甚为痛心，不到３个月，便决心回北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序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振兴中华、强国富民。１９５０年，王序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１９５２年底改名为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有机化学教授、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６年，王序当选为全国群英会代表，并出席全国群英会。１９５７年以后，他真诚地要求下厂，向工人学习，培养自己的工农感情。从１９５８年开始，他担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代理系主任“文化大革命”时，王序受到冲击，但他始终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党一定会纠正，一定会雨过天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不计前怨，欣然继续担任药学系的领导工作。１９７８年为系主任，１９８４年为名誉系主任直到逝世。他先后领导药学系工作２０年，在药学系除原有的药化、药学两个专业外，新建立了化学专业。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培养方案，都经过他的精心设计。对教师的培养，他也有完整的计划，如药剂学教员先在物化教研组打基础，药化教师先在有机教研组打基础。几十年来，他为药学教育、科研事业做出很多贡献，１９８３年，他以７１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序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１９６４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担任北京化学会理事长、中国化学会副秘书长。１９７８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７９年，当选为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１９８３年，当选为第六届政协常委。他还曾任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药学组副组长，北京药学会理事长。 言传身教 创立独特的教学方法 　　王序大部分时间是在高等院校任教，讲授过有机化学、有机分析、有机合成、单元作业、理论有机等课。他在古稀之年，仍不辞辛劳，亲自上第一线，选用国外最好的教材，为药学系学生讲授有机化学。他的教学方法，不是让学生死记，而是讲重点、难点，尤其是着重介绍事物发展的过去与现在，设想将来，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自学与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很多学生反映：“听王先生的课，日后回忆，越回忆越有味……”他还主张要重视实验，正确掌握实验技巧，仔细观察反应现象，录取数据。他经常到学生实验室看学生做实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常说：“搞有机化学的人，如果手不行（即实验技能不行），就等于废物。”他在６０多岁时，还亲自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为大家示范如何做微量物质重结晶的方法。 　　王序十分重视师资培养工作，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于师资质量的提高。早在６０年代初期，他就提出：“青年助教带学生实验，必须做学生３倍量的实验（最低限），并结合实验阅读有关理论及参考文献，这样才能保证实验的质量。”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断教学，使得中青年教师基础不够，知识老化，王序提出青年师资必须从头培养，加强数理基础及实验基本功训练。他亲自带研究生多名，指导中年教师做深入的科研工作，对培养有机化学、植物化学的专门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序很注意思想教育。他与研究生、科研助手们讨论业务问题的同时，总是勉励他们要刻苦学习，为提高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去攻克一个个难关，攀登科学的高峰。他认为这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感、责任感。针对当前青年学生做实验大手大脚、浪费试剂等情况，王序经常以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那种简陋的条件下做实验的事例去教育学生、启发学生厉行节约。他常说：“做工作是要有条件的，但更重要的是主观上的努力。”由于他教书育人工作做得出色深入，院系有关部门的领导，在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时，常请他出来做动员报告，效果极好。１９８３年，王序对研究生入学教育的录音报告，学校里至今保存并在必要时拿来教育学生。 　　王序十分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他认为大学毕业生，应该到艰苦地方去工作几年，才能磨练意志。他自己从未休过寒暑假，组织上安排他去外地疗养，他也从来不去。他的言传身教，对学生和子女都起了极大的作用。１９６４年，他的第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去大庆油田工作。这个女儿一直坚持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已成为当地石油工业的技术骨干。 探索研究中药成分的新路 建立核酸化学研究室 　　王序除教学以外，还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国外期间，王序就曾经在植物有机成分的结构分析方面进行过研究，论文先后发表在德国《化学会志》等杂志上。回国后，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条件，王序致力于中药成分的研究，成为我国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条件极端困难，王序靠着熟练、精细的有机化学实验技巧和坚实的有机化学理论基础，用经典的有机化学方法，成功地研究了土大黄、丹参、射干等中药的成分，并确定了它们的化学结构。这些研究论文，先后发表在《中国化学会志》和《英国化学会志》上。当时王序的大量工作，是做天然物的结构分析，但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开展了天然成分的合成研究。在那时王序曾完成了香豆素类化合物的合成和发展了一个合成稠环角甲基的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王序满腔热情地全力投入了为新中国发展教育、科研，培养人才的工作。王序始终坚持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一定要有自己的学科方向，走自己的道路，并尽量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王序先后领导了对中草药益母草、鸦胆子、玉米鬚、锡生藤、猪屎豆、吊群草等的研究工作。在研究中草药的过程中，王序进一步提出了研究中药必须与中医的辩证施治原则结合起来，认为几千年来中医治病所使用的中药不过几百种，如果能用现代基础医学的研究成果来系统地研究这几百味中药，一定能走出自己的路。王序不满意经典药理学筛选药物的方法，他善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自己的科研设想服务。他敏感地发现近代生物学的一些方法，如酶和受体的试验，可以快速地检出很多有生物活性的微量物质，因此他在国内较早地提出用酶和受体的试验，作为评价中药有效成分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应该重视水溶性成分和微量成分的研究。在他的领导下和国外合作，对约３００余种中药提取物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用酶和受体的作用解释了一些传统的动物模型不能说明的中药作用原理，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在科研中，王序大胆创新，走自己的路。早在１９５８年，他就抓住了在生命科学中极有发展前途的核酸化学这一方向，从而提出了要建立系统的研究碱基、核苷、核苷酸合成方法的学科体系，结合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寻找新药。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卫生部的支持，并在１９６１年成立了由卫生部批准的核酸化学研究室。在王序的领导下，该室系统地研究了硫代糖、去氧糖、嘧啶、嘌呤类化合物的合成、核苷与碳苷的合成及生物活性等。在含氮杂环的取代反应中，他发现了羟基含氮杂环化合物的不正常对甲苯磺酰化反应，这一发现为羟基含氮杂环的取代反应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为合成大量的化合物提供了方法。这项研究成果，由卫生部推荐给国家科技委员会作为科学技术成果归档（号码０００８１２）并出版单行本。在碱基、核苷、核苷酸的研究中，一些设计的嘧啶、三嗪类化合物和它们的核苷，经药理试验表明，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 　　王序在科研中的创新思想，还反映在他敢于向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探索。他看到癌症病人化疗后，头发脱落、身体消瘦的可悲情况，设想治疗肿瘤不能单靠杀伤癌细胞。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包括他不大熟悉的生化、生物、组织等基础医学的文献，认为ｃＡＭＰ系统在机体内对一系列生理、生化过程的调节控制作用，特别是对细胞的生长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