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印象】 　　明长生教授很忙，在一个媒体见面会上，他在安排好的时间准时到达了会场，又在解释了有关器官移植的各种问题之后，匆匆离去，似乎他的时间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确计算的。不过，这两天他终于有了休息的理由。在日前召开的我国第二届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上，他成为组委会的“特邀摄影记者”，于是会场上就出现了与平时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明长生。 　　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银灰色的休闲帽压得低低的，几乎要与眼镜来个“亲密接触”，白色的Ｔ恤和浅色的休闲裤搭配，让他脱离了学者的严肃，显得很随和。背着大大的相机包，捧着专业数码相机，明长生不停地在那些器官移植受者运动员中钻来钻去。 　　明长生教授的摄影功夫与专业摄影记者相比毫不逊色。为了捕捉到一个精彩瞬间，他时而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或坐或蹲地选择最佳角度，时而敏捷地一个箭步冲过去，咔嚓咔嚓地狂按快门。这会儿，看见他的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以为他就是一名专业摄影记者。 　　明长生出国学习的机会比较多，每到一地自然要留影，有的照片拍得好，有的照片拍得不好，喜欢分析、思考的他就会总结为什么这张拍得好，怎么拍会使照片的整体布局、色调更好一点。渐渐地他总结出不少摄影心得，也对摄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的装备也从普通相机变成了专业数码相机。有一年，一家企业制作新年挂历，就选中了他拍的两张风景照片，而其他的摄影者都只有一张照片入选，这令他十分自豪。现在，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地拍拍照片，已经成为他休息的最佳方式。 　　记者约明长生教授做专访，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作为一名器官移植医生，他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一些糖尿病合并严重肾病的患者，在移植术后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在采访中，凡是涉及器官移植的，他都津津乐道，用生活化的比喻把精深、枯燥的医学问题解释得浅显生动；而一旦谈及他自己，对话就变成了简单的一问一答。只有在回忆若干年前赴德国留学的艰难经历时，明长生教授才止不住多谈了一些有关德国人对待工作特别严谨认真的事例，因为这深刻地影响着现在的他。 　　【人物名片】 　　明长生： 　　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常务编委。 　　明长生１９８２毕业于同济医学院，后师从于我国器官移植鼻祖夏穗生教授，获硕士学位；１９９１年赴德国慕尼黑大学移植中心（Ｗ．Ｌａｎｄ）进修，后转至蒂宾根（Ｔｕｅｂｉｎｇｅｎ）大学；１９９５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９７年学成回国。 　　在胰腺移植和胰肾联合移植方面，明长生在国内首创了改良的胰液空肠引流术式（不作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并在移植术后防治移植胰胰腺炎、血栓形成、排斥反应和胰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手术成功率、移植物长期存活率达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胰腺和胰肾联合移植走出低谷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生画卷】 山村里跳出来的大学生 　　条件好的就靠点蜡烛、煤油灯来照明；条件差的就只能点松香，在烟熏缭绕中复习，明长生就是其中一个。 　　１９５８年，明长生出生于湖北省鄂州的沼山乡。尽管小山村里的物质贫乏，但是相对当时外面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山村里难得的宁静让他有机会从小学一直顺利地读到高中，成为乡里屈指可数的高材生。１９７５年正值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高潮，农村亟需一批赤脚医生来满足基本医疗的需要，高中毕业后在家种了２个月田的明长生顺理成章地被推荐到当时的镇卫生院学习，从此踏上从医之路。 　　明长生一直认为自己并不聪明，因此“只有笨鸟先飞，踏踏实实，做个用功的人”。在那段学习时间里，发药、包扎伤口、打针，他什么都干、什么都学。就这样过了半年，明长生回到了沼山乡，开始了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赤脚医生的生活。平淡无奇的日子，不知不觉地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中流逝，偶尔，年轻的明长生也会想，是不是人的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１９７７年是很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彼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成千上万的人为这一消息激动不已，并捧起久违的书本开始复习。那时的农村还没有分田到户，许多人只能白天劳动挣工分，晚上抽时间来看书。那时候很多地方还没有通电，条件好的就靠点蜡烛、煤油灯来照明；条件差的就只能点松香，在烟熏缭绕中复习，明长生就是其中一个。回忆起当时全国高考的情景，他仿佛回到了３０年前：“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父亲和儿子或者母亲和女儿同上考场、互相鼓励的例子也有，那是你们这一代没法想象的一段历史。” 　　天道酬勤，１９７８年，明长生如愿以偿地成为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一名学生。一进校，他就面临着一个最大的困难——英语。明长生说：“尽管初中学过一段时间，但这些东西早就‘还’给了老师，一切都得从ａ、ｂ、ｃ开始。”英语学习需要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一年半的基础英语课程学完之后，明长生还一直坚持自学英语，这为他１９８５年的考研打下了基础。 　　受同宿舍同学的影响，加上自己对外科学浓厚的兴趣，１９８２年大学毕业留校时，明长生选择了当时的冷门专业——器官移植。那时全国的移植病例数非常有限，但明长生发现，越是接近移植领域，越是有一种兴奋感，“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于是１９８５年考研时，明长生报考了器官移植专业，师从当时同济医学院有名的才子夏穗生老师。夏穗生是中国外科学第一批博导，他培养了很多外科学的博士和硕士，其中包括现任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的陈忠华。 　　在明长生的记忆中，夏穗生教授非常忙，往往一个学期只能见上一两次面，对于学生的研究课题，夏穗生往往点到即止，靠学生自己去摸索和尝试，以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勤奋钻研的能力，明长生说，这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留德：严谨治学态度弥足珍贵 　　在科研工作上，德国学者认为只有对和错之分，权威不代表绝对正确，承认错误是尊重科学的表现。 　　１９９０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选拔２００人公费赴德留学，其中一项选拔标准是硕士或以上学历，ＥＰＴ（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考试合格或者托福考试达到５５０分以上，明长生是当时同济医学院为数不多的符合此项条件的医生。经过选拔，他顺利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于１９９１年赴慕尼黑大学移植中心进修；２年后，转至蒂宾根（Ｔｕｅｂｉｎｇｅ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慕尼黑是德国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明长生和另一位留学生合租了一个不到２０平方米的阁楼，２张床一放，房间就只剩下转身的空间。“这样的房子房租还要５００马克，而留学生每月的奖学金是９００马克，去掉必要的花销之后所剩无几，只能‘锱铢必较’地过日子了。”人在异乡，总会情不自禁地陷入到强烈的思乡情绪之中，尤其是在生活条件较艰难的日子里，但随之而来的工作、学习压力甚至让明长生没有时间思乡。 　　在德国求学时，德国人对待工作的认真严谨，令明长生印象深刻。有一次，他所在的研究所筹备学术会议，需要在通往会场的各个路口设置路标，也就是把３０ｃｍ×１０ｃｍ的一个小木牌挂在电线杆上。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只需要５分钟就能完成的简单事情，但是德国的几位工作人员却需要半个小时。明长生说，他们先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让从各条路上走过来的人都能方便地看到路标，然后选择恰到好处的高度挂上，还要反复揣摩这个角度和高度是不是最佳选择；接着，就是要把木牌固定好，固定木牌所用的铁丝尾端还要弯回来，用钳子夹平，防止伤到人；最后，工作人员还要用手摇一摇小木牌，看看是否真的牢固。 　　德国人对待挂路标这样的小事都如此认真，对待工作的严谨就更不用说了。有一次，研究组的一位教授发现一名医生的工作有误，教授严厉地批评了他，这位医生委屈得落下了眼泪。然而，２天后，这位德国教授发现这实际上是个误会，那名医生的工作并没有出错，于是这位德国教授非常诚恳地向那名医生道歉。尽管这是一名低年资医生，远没有教授权威，但是在科研工作上，德国学者认为只有对和错之分，权威不代表绝对正确，承认错误是尊重科学的表现。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真的无法想象德国人是如何的严谨。”明长生坦承在德国的６年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不仅仅因为他专业技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以后的工作中，严谨、负责成为他的行为准则，为他今后在移植领域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新：改良胰液空肠引流术式 　　除夕夜里合家团圆、欢声笑语的人们并不知道，在冷清的医院病房里，病人的隔壁住着一位严谨、负责的医生。 　　我国胰腺移植起步较晚。１９８９年，同济医科大学施行了中国首例胰肾同期联合移植，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共施行６８例移植，但是受者和移植胰１年存活率不足５％，胰腺移植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１９９７年，明长生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立刻回到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筹备开展胰肾联合移植。 　　２０００年１月，他施行了回国后的首例膀胱引流术式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很成功。但是，胰肾联合移植术后处理要比肝移植、肾移植复杂得多，明长生丝毫不敢大意，术后１周，明长生一直住在病人病房隔壁的值班室，病人一有动静他立刻起床观察。当时正值春节，他只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回家吃了顿年夜饭，又匆匆忙忙赶回医院。武汉的冬天滴水成冰，除夕夜里合家团圆、欢声笑语的人们并不知道，在冷清的医院病房里，病人的隔壁住着一位严谨、负责的医生。现在，这位幸运的病人依旧健康地活着。 　　２０００年６月，研究所来了一位糖尿病合并尿毒症的病人，该病人胸部积水、腹部积水非常严重，并且患过泌尿系统结核，属于膀胱引流术式的禁忌症，因此只能采用其他办法处理胰外分泌。胰外分泌的处理是胰腺移植的难题，胰腺移植术式的演变就是以如何引流胰外分泌为焦点而逐步发展的。明长生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