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栋，内科学及血液学家。多年致力于临床医学和血液学研究；主持建立中国第一个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重视医学教育，积极参与恢复八年制的医学教育。曾主编《内科学基础》、《诊断学基础》、《临床血液学》及其他医学专著。 　　邓家栋，１９０６年２月９日生于广东蕉岭县的一个农村。祖父中年客死南洋。祖母抚养二子长大成人，并资助他们在本乡小镇新铺圩开设一家黄烟茶叶店。家有田产十数亩，由妇女耕种（这是当地风俗）。祖母勤俭持家，重视儿孙辈教育。 　　邓家栋有二姊、一兄、一弟，还有堂兄弟７人。邓家栋在镇上的高等小学读书时，每逢星期无及假日亦到店中学做生意。１９１９年高小毕业，只身赴离家５０华里的梅县投考广益中学，被录取后，留校就读。１９２４年毕业，成绩名列第一。按规定可由学校保荐免交学费升入上海沪江大学（与广益同属一个教会）。其堂叔了解到家栋愿读理科及医学，乃劝他改入苏州东吴大学。邓家栋将中学成绩单、推荐信以及上海沪江免考录取的证件寄至东吴大学，得到同意，遂转入该校。１９２５年当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他参加了全苏州学生的宣传募捐活动。孙中山逝世后，他参加了苏州市民的追悼大会。他在东吴大学还听到过革命家恽代英、肖楚女等的演说，深受影响。 　　１９２６年暑假，他与几位同学慕名转学北京燕京大学，插入三年级，主修化学及医学预科。１９２８年在燕京毕业，获理学士学位。他在燕京期间曾参加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接触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按北京协和医学院规定，读完三年大学的自然科学（生物、物理、化学、数学）即可报考医科。燕京的化学教授兼医预科主任威尔逊（Ｓｔｅｒｎｌｅｙ　Ｄ．ｗｉｌｓｏｎ）了解到他经济困难，又知他成绩优异，遂主动与协和代校长格林（Ｒｏｇｅｔ　Ｓ．Ｇｒｅｅｎｅ）商量由格林个人贷款供邓家栋人协和读医。邓家栋遂于１９２８年夏投考协和，被录取并获免学费奖。在协和的第二年他向学校借贷，第三年再次得免学费奖。他在学习期间生活十分俭朴，节衣缩食，经常穿蓝布大褂，而惟努力学习，毕业时得到最优成绩奖。他即以奖金还清全部债款。 　　邓家栋１９３３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内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兼助教，同时参加内科血液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工作。１９３８年冬他被派赴美国，人哈佛医学院的桑代克（Ｔｈｏｒｎｄｉｋｅ）研究所，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迈诺特（Ｇｅｏｒｇｅ　Ｒ．Ｍｉｎｏｔ）和卡斯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Ｃａｓｔｌｅ）等著名血液学家的领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１９３９年冬回国前，他遍访当时美国的著名血液学专家和科学研究机构。１９４０年春他返抵北平，仍在协和任内科主治医师兼讲师，并主持血液学实验室的工作。１９４０和１９４１连续两年他两次患原因不明的自发性气胸，又因临床医疗任务较重，未能在留美时所作的溶血机制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和医院被日本侵略军强占，邓家栋至道济医院任内科主任，约一年后转往天津加入由几位校友创办的天和医院任内科主任，后兼任院长。１９４８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恢复后，被聘回校任内科襄教授兼内科副主任，仍主持血液学组和实验室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家栋仍留校工作。１９５６年他奉中央卫生部和总后勤卫生部之命，在天津建立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并任所长。１９５６年参加军事医学考察团赴苏考察。 　　１９６０年夏他奉调回北京担任北京医院副院长，不久又兼任保健局副局长，做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隔离审查，１９７１年被遣送江西五七干校，１９７２年因病离五七干校回京。 　　“文化大革命”后，他一度在人民卫生出版社任总编，主要负责书刊的编审工作。１９７８年被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参加教育方面的领导工作，井与黄家驷等筹备恢复八年制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他又与同仁努力将血液学研究所从四川简阳迁回天津原址。他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并兼血液研究所名誉所长。 乐于做临床医生 　　邓家栋在协和医院任住院医师三年，总住院医师一年，受到严格而全面的内科临床和血液学专业的训练。他从未脱离临床。１９３７年他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一篇自述《我乐于做临床医生》，说明他历来都是热爱临床工作。 　　他认为临床医生首先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要热诚为病人服务，待病人如亲人；要不断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对病人还要有充分的责任心。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１９３６年他任住院医师时，遇到一位脊髓灰质炎患者，他及时发现病人已发生呼吸神经麻痹，并将其放人人工呼吸机（铁肺），使其生命得以挽救。他又认为对病人的临床表现必须随时进行细致观察并如实记录下来，才能避免错误。也是在他任住院医师时，遇到一个中年病人反复发生原因不明的心力衰竭。检查中他发现时有时无的、典型的二尖瓣狭窄的舒张期心脏杂音，主治医师和其他医师的短暂观察均未能予以证实，但他坚信自己的观察所得并将其记录下来。后患者死亡，尸体检查发现左心房中有一个有蒂的粘液瘤。这一瘤体使二尖瓣产生时有时无的部分狭窄现象。这就证明他的观察是正确的。在临床工作中，正确的分析也十分重要。在美国波士顿进修时，参加过一次有许多名医参加的临床病理讨论会，讨论一个被多数人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穿孔和弥漫性腹膜炎的病例。他仔细分析病史和临床资料之后，独持异议，井提出伤寒病肠穿孔的可能性。尸体检查结果证明他的诊断完全正确，使满座为之震惊，他的精辟分析使听众莫不折服。 决心研究血液学，创建血液学研究所 　　在协和医学院第三学年的病房见习中，邓家栋遇到一个青年病人，某医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患的是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有高热、重度贫血和出血现象，但精神还很好。病人不了解这病的严重性，在述说病史之后，又絮絮叨叨地谈到他的学习目的和计划，并希望将来成为医学专家。邓家栋自己也是一个青年医学生，知道这病在当时除靠输血可暂时维持生命外并无治愈的希望，听完病人的话深表同情，心情又非常沉重，同时把这血液病看作对他，也是对所有医生的严重挑战。时隔不久，他又遇到一个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病人。这也是原因不明的病，当时也没有特效治疗，只能靠放血以减轻症状。此外，他还看到不少黑热病病人，他们都有较严重的贫血，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原因也不明。他接触到的这些病人和其他种种血液病方面的问题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对血液病进行研究，以期有所贡献。因此，他在做住院医师期间，除做好临床工作之外，还挤出时间到内科血液学实验室从师血液学专家福克纳（Ｃｌａｕｄｅ Ｅ．Ｆｏｒｋｎｅｒ）教授学习血液学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的基本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包括血液和骨髓涂片的细胞分类、超活体染色和出血凝血等试验。１９３７年他和Ｆｏｒｋｎｅｒ等共同报告中国第一例世界上少见的嗜酸粒细胞白血病。关于黑热病的血像问题，他证明其病原体（即利杜体）及其培养液对实验动物的血像没有直接影响。他又发现动物的骨髓提取液不含刺激造血的因子。在黑热病人的尿液和前列腺液中他发现了利杜体，并证明利杜体能在有普通细菌污染的环境中生长，借以解释在咽拭子涂片中也可找到利杜体（Ｆｏｒｋｎｅｒ等的发现）的现象。在美国进修时，他在Ｔｈｏｒｎｄｉｋｅ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主要为红细胞溶解机制，他发现在血流阻滞和血氧缺乏的情况下，正常红细胞可向球形转化，直至自行溶解。他返国后惋惜无机会将这一研究继续深入下去。 　　１９５７年中国第一个输血及血液研究所在天津建成后，邓家栋对该所的科室建设和干部培养作了安排，同时根据平时战时结合、中西医结合和临床与实验室结合的方针，主持制定了输血及血液学的科研发展规划。当时决定以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为血液学的重点研究课题。短短两年余的时间，该所已具有一定规模，工作正顺利地开展并取得了初步成绩。冻干血浆已研制成功；高质量的右旋糖酐已能生产，供临床应用；水解蛋白的研究也已取得成果；临床方面，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的治疗有了进展；输血工作常规和血站建设方案已经制定并上报卫生部。在这期间该所举办了各种进修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数批血液学和输血工作的骨干，壮大了血液学的队伍。 为重建北京协和医学院出力 　　八年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于１９５３年停止招生，１９５９年恢复并改称“中国医科大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解散。邓家栋于１９７８年被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后，即与黄家驷等一起酝酿再次恢复八年制的医学教育，重建协和医学院。经过克服种种阻力，该校终于在１９７９年以首都医科大学的名义重新招生，１９８７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校名于１９８５年改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邓家栋认为为了发展医学需要有各层次的医学院校，要有高层次的，学制较长的医学院以培养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院的设备条件、师资、教学传统和实习基地（包括医学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和各医院）完全有条件可以担负这一任务。 　　在酝酿恢复协和医学院时，首先提出的是关于旧协和的评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曾把旧协和作为“美帝文化侵略的堡垒”进行严厉的批判。从旧协和毕业或工作过的人都不能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作深刻的检讨。“文化大革命”期间，旧协和更被全盘否定。然而人们又不能不注意到旧协和对中国的医学卫生事业确曾有过贡献，有过不少很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这是因为，无论旧协和的创办人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但具体执行办学任务的人则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医学家。他们明确提出的目标一直是要把协和办成一所世界水平的第一流的医学院，而他们确实是相当成功的。协和医学院在世界上有了相当高的声誉。旧协和的严格选拔学生，在教学中精简课堂讲授，加强实验室和临床实践，重在启发教育而避免简单灌输，培养独立思维分析能力……等传统对于培养高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