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一家松堂关怀医院，坐落在北京东郊一个安静的地方，它是我国第一家也是全国目前少有的几家临终关怀医院之一。在这里的病人都是即将离去的人，医院在开办的近２０年里，送走了１６，０００多人。那些已经或者将要离去的人，在这片净土里，沉吟着他们最后的绝唱。松堂医院的院长李伟向我们灌输了一个新的概念——“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对优生与优死给予同样的尊重。” 　　【编者感言】 　　第一次知道李伟这个名字，是看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他创建的临终关怀医院，他和同事们对信念的坚持、执着，他与那些即将离去的，或悲伤或坚强或淡然或老顽童似的老人之间的故事，还有那群被李伟和他的同事们感动后自发去临终关怀医院建立“爱心小屋”的志愿者，让我看得时而由衷地笑，时而默默地流泪。与鲁豫对话时，李伟说话轻轻柔柔的，眼里含着暖暖的笑意，是经常与老人们相处的缘故吗？我想，有这样的人陪着走完人生最后那一段路，那１６０００多位老人是幸福的。 　　就像鲁迅的那句名言——“这个孩子是注定要死的”——我们一定会死去，谁都要走过人生旅程最后那一段路。那么，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怎么死。李伟说：“在一群爱的使者的呵护下，临终者生命的尊严得以体现，医生为他们减轻肉体上的痛苦，亲人照顾着他们的情感，志愿者的爱贯穿着临终时期的整个过程。在爱的氛围中，他们完成了生命的最后成长，舒适、安详而无遗憾地走向生命的终结。”如果是这样地离去，我相信我们就会是幸福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完美的，我们的未亡人就不会痛苦。 　　不要回避、不要拒绝谈论死亡，因为这能给我们生的力量并使我们活得更好；不要忘了要多陪伴即将离我们而去的人，因为这会让我们将来的离去不带遗憾——感谢李伟给予我们的启迪！ 　　让我们都能做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吧！ 　　记者下午来到松堂医院的时候，正是老人们户外活动的时间，只见在医院的院子里，鸟儿婉转鸣叫，花架下、假山旁，老人们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在轮椅上，有的在一起聊天，有的在下棋，也有的老人可能因患脑部疾病而显得迟钝，无意识地发呆或嘴里念念有词，或做着其他无意识的举动。几位护工在旁边看护着，一位护士正在组织老人们围成圈做活动，另一位护士和一位老人在跳交谊舞，老人已经行动不便了，看上去像是护士搀扶着老人在转圈……无论他们在做什么，看得出老人们在这儿是开心、舒坦、安详的，他们在这儿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临终关怀与“缓安乐死” 　　临终关怀就是“缓安乐死”，是最为人道、最可实施的安乐死。 　　死亡，一直是让人感到害怕、恐惧和绝望的过程。人们在死神一步步逼近时，大都感到肉体巨大的痛苦和精神上巨大的恐惧、绝望，“安乐死”可以说是人类的梦想和追求。 　　 “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对优生与优死给予同样的尊重。”这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北京松堂关怀医院的创始人、院长李伟最常说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也正体现了他对“临终关怀”的终极理解。临终关怀的目的，就是给生命即将结束的人最后的关爱，减轻他们肉体上的痛苦，抚慰他们的情感，让他们带着生命的尊严，舒适、安详而不带遗憾地走向生命的终结。 　　李伟把安乐死分为主动安乐死、被动安乐死和缓安乐死。“主动安乐死就是通常所说的自杀，占安乐死中的绝大多数，但这是我坚决反对的。生命是神圣的，这样的行为违背了人类珍爱生命的原则。被动安乐死就是医生对需要帮助的病人实施的猝死手段，但这样的行为从医学伦理学、社会情感上难以被公众接受。而临终关怀就是‘缓安乐死’，是最为人道、最可实施的安乐死，可以让病人没有痛苦、保持生命尊严和质量并最大限度地延长生命的最为经济的手段。” 　　在《每天拥抱死亡》这本书里，李伟这样描写他心目中的“缓安乐死”：在一群爱的使者的呵护下，临终者生命的尊严得以体现，医生为他们减轻肉体上的痛苦，亲人照顾着他们的情感，志愿者的爱贯穿着临终时期的整个过程。在爱的氛围中，他们完成了生命的最后成长，舒适、安详而无遗憾地走向生命的终结。李伟最后说：“这就是最为人道而文明的可实施的‘缓安乐死’——临终关怀。” 　　作为创办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的院长，李伟认为临终关怀医院对于临终者来说集合了医院、敬老院、福利院等机构的所有优点。在一般医院，临终者通常会接受大量的积极抢救和创伤性治疗，花费大量的金钱和医疗资源，而家属也因为要照顾病人的生活起居而心力交瘁；在敬老院，工作人员只能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而松堂医院，有医生、护士，有心理医生、心理护士，还有护工２４小时护理老人的生活，家属随时能来探视，“这是一家全新临终关怀模式的医院”。 临终关怀的种子在插队时萌发 　　 “一句善意的谎言让张老师回归了做人的尊严……我要给所有生命即将结束的人最后的快乐和安慰，让他们带着微笑离去。” 　　１９６６年，１７岁的李伟插队来到内蒙古乌蒙，参加了县里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并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在那里，李伟遇到了被打成右派的北京某大学教授张老师。在张老师病危的日子里，李伟常去照顾他。一天，张老师突然激动地对李伟说：“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是我连下地狱的资格都没有。地狱是坏人去的，但是我连人的称号都没有！他们都叫我‘牛鬼蛇神’！”张老师泪流满面，话音里充满了悲哀。 　　面对这位慈祥的老人，李伟用各种话安慰他也不能让老人心情平静下来，最后李伟实在忍不住说：“我马上去公社找领导，让他们给您平反，给您人的称号。”但实际上，在那样的岁月里，李伟是没有办法给张老师平反的。思考了许久，李伟想出了一个办法：编个谎言安慰临终的老人。再去张老师那儿照顾他的时候，李伟告诉老人已经找了公社领导，领导答应考虑给他平反，恢复他人的称号。这个善意的谎言，让临终的老人激动不已。“当天晚上，张老师离开了我们，但那一整天他都快乐得像个孩子。”张老师走的时候，李伟一直紧握着他的手，陪伴他走完了生命最后的历程。李伟说的一句善意的谎言，让张老师回归了做人的尊严，老人走的时候没有遗憾，甚至是充满希望的。 　　“在张老师病危的日子里，我发现关怀和交流对一个临终病人的力量，也促成了我一个朦胧的想法——办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给所有生命即将结束的人最后的快乐和安慰，让他们带着微笑离去。” 　　１９８７年，回到北京的李伟用在集邮市场淘到的第一桶金，参股了几个朋友办的一家民营医院。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得到了３间病房、６张床位，开始实践他的临终关怀梦想。李伟收治的第一个临终病人是他的一个邻居，乳癌晚期，已经被北京各大医院判了“死刑”，病人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负债累累。在李伟的临终关怀病房，医生缓解了她身体上的疼痛和不适，心理医生又缓解了她的焦虑和恐惧，半个月后，她在爱人的怀抱里安详地走了。 　　一年多的时间里，李伟照顾了１９位临终的病人，使他们平静地离去，并为他们的家属节省了巨大的医疗支出。与此同时，李伟认真地总结临终关怀科学的医疗护理方案，并取得了一些临床经验。但是，由于李伟的临终关怀病房没有经济效益，甚至还赔钱，因此在每次董事会上，李伟总是被指责，他的临终关怀病房的处境也越发举步维艰。最后，董事会决定停了李伟的临终关怀病房。 　　李伟说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下去。此后，他又多方努力，终于在１９８９年找到一家愿意合作的部队医院。实际上李伟只是签了３０年合同，租用了这家医院的一栋３层的住院楼和借用医院的名称，他的医院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 　　虽然过程坎坷，但松堂关怀医院最终还是正式、独立地运转起来了，并随后得到中国老年基金会的支持，成为基金会下属的医院。到目前为止，松堂医院已经送走了１６０００多位临终病人。 社会沃母理论——临终病人有１０个月的“围终期” 　　松堂医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老人离开我们时，如果老人的亲友不在身边，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 　　通过十多年的经验积累和研究，李伟提出了社会沃母（子宫）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是临终关怀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并努力在松堂医院为老人们创造这样的环境。李伟颇为这个理论自豪，说这个理论在世界上是一个创新。 　　据李伟介绍，美国哈佛大学、我国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和首都医科大学等普遍认为生命的临终期为６个月，但李伟统计了松堂医院１０，７１３名临终者的病历，发现９３％的不可逆病人的存活期是１０个月，这恰好与人类的怀孕期相近。于是，李伟提出在临终病人１０个月的“围终期”里，老人就像小孩甚至婴儿一样，同样需要全社会来关爱他们、照顾他们，由全社会为他们创造一个温暖、舒适的氛围。李伟在松堂医院的做法就是围绕社会沃母理论展开的：医院要对病人开展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心理关怀；吸引尽量多的志愿者，给临终者带来社会上的关心，建立临终者和社会沟通的桥梁；通过让病人、家属共同参与医院管理，比如让病人自己投票选举“厅长（老人们每天活动的医院大厅）”，组织管理大家每天的活动，家属投票选出最佳护理人员等，使病人在医院有一种在家的感觉；通过宗教帮助病人获得精神上的安宁等等。总之，通过各种手段，尽量满足临终者的各种需求，使他们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李伟介绍说，松堂医院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实施治疗医生和临终心理医生相结合的治疗方案，护士护理和２４小时生活护理相结合的护理方案，减轻临终者肉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恐惧、焦虑，尽可能不让任何一位临终者带着遗憾离去。松堂医院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老人离开我们时，如果老人的亲友不在身边，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 　　在松堂医院，治疗和护理采取提高临终者生命质量的姑息疗法。治疗主要通过用药和其他一些疗法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缓解病人身体各部分的不适，尽量延缓病情的恶化。医院用药一般是一些消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