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目的，药学教育家和药学事业活动家。他长期致力于药学教学事业，创建我国第一个药学专科学校，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他毕生从事药品标准和质量监督检定工作，特别是为编纂我国药典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中国药学会的活动，为普及药学知识和发展药学事业，为我国现代药学教育和药品检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孟目的，原名广义，字目的，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县南关，原籍北京市。父亲为公理会牧师，家境比较优裕。初中毕业后就读华北协和书院，１９１４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预料，１９１８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的留美学习班，学业完毕因留美计划改变，经该院英籍教授资助去英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０年在英国伦敦爱兰帕利药厂实习。１９２１年，考入伦敦大学药学院，毕业后取得英国药学会会员资格，为该会第一个中国籍会员。１９２５年，毕业回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药房任副主任兼药理系助教。１９２８年，应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约请编纂《中华药典》，并担任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以后还兼任军医学校药科主任。１９３６年，负责创办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药专），任校长并亲自担任药剂学教授。１９３７年，学校迁到重庆。他受其四弟孟用潜（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进步，因营救学生并协助进步学生去延安等活动，曾两次被重庆国民党逮捕，后被免去校长职务。１９４０年，他带领三个学生去香港创办协和药品公司制药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由香港回到重庆，创办协和制药厂并兼国立药专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卫生署派他到上海接管日伪药厂，并委任他为卫生署药品生化药品实验处副处长。由于他主张利用接收的日伪药厂发展国内的制药工业，与当局“制药不如买药”的观点不同，另外还同情一些日伪厂工人请愿复工的合理要求，因而受到排挤，故转而筹备编纂第二版《中华药典》。但由于重庆国民政府对改编药典工作毫不重视，经费、人员等问题都不予解决，甚至起草用的稿纸也缺乏，因而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嗣后，他在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的实验药厂当厂长。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该厂由军事委员会接管后改为国营制药一厂，他被留任为该厂厂长，同年，华东人民制药公司成立，被任命为经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药品标准及质量监督检定工作。１９５０年初，中央卫生部调孟目的到北京筹设药典委员会，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他担任委员会的药理小组长兼干事会总干事。以后，历任１９６３年版、１９８５年版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５０年底，原上海药品食品检验局迁到北京，成立中央药品检验所，孟目的兼任所长。１９６１年，国务院决定将卫生部药品检验所与生物制品检定所合并为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他任所长，后因健康原因于１９８０年任名誉所长。 　　孟目的曾于１９５５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１９５６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第三届代表，第二、第五、第六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及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顾问等职。 长期致力于药学教育事业创建我国第一个药学专科学校 　　孟目的深感中国药学事业落后。中华民国时期除传统的中药外，其他药品统称为“西药”，国内只有少数加工制剂的药厂。广大人民需用的药品都依靠舶来，这些药既无标准规格，也不予检验，人民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没有保证。此情此景，激励他下决心献身于中国的药学事业。而振兴中国药学事业，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人才。１９２５年，他自英国回到北京，在协和医学院药房任副主任时，看到许多医院药房的调剂人员少，业务水平低，一些制剂厂生产的制剂质量差。他从实际出发，首先着手提高初、中级药剂人员的业务水平，联合同事冯志东、何鉴清等人创办了药学讲习所。这个所直到北平解放，２０多年中，先后培养药剂士２０００多人，为医院药房和制剂厂等输送了大批中级调剂、制剂人才。 　　１９２８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后改为卫生署）邀请孟目的去南京编纂《中华药典》，以后留任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当时他想到要为药学事业培养高级人才和师资，招收了几名药学系毕业生为研究生，并与国际联盟卫生处联系资助他们去英美深造，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成行。在１９３５年以前，仅有的几个药学科系全部附设在医学院内，由于校领导受专业知识的局限，重医轻药，使药学教育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为此，他多方呼吁宣传，并在１９３５年中国药学会第七届年会的主席团内提出设立独立的药学院校，学制由３年改为４年，培养高级药学人才的提案。他奔波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署之间，据理力争，终于在１９３６年获准由他负责筹建国立药专。他在短短几个月里，寻找校舍，聘请教授，招考学生，利用南京白下路一所银行旧址，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独立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４年制）。他任首任校长兼药剂学教授。为了学校的发展，他又多方呼吁，获得建校经费，设计一座在当时比较现代化的实验教学楼，虽因抗日战争而中断，但这块基地却保存下来，现在成了中国药科大学的校址。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师生先搬到汉口四维路，以后搬到重庆磁器口，并在歌乐山兴建校舍。１９３９年，受国民党迫害，被免除校长职务。尽管如此，他对药学教育仍十分关心，在担任协和药厂厂长期间，不顾工作繁忙，交通不便，每星期从重庆南岸到歌乐山国立药专授课２天。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南京，他虽在上海工作，仍坚持往返京沪线上，按时到校讲课。 　　孟目的治学严谨，很重视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国立药专创办伊始，他从南京中央大学聘请了一些著名教授授课。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虽然校舍简陋，但实验设备、仪器试药比较充裕。每个学生都可领到一套化学和药剂等试验用具，每个学生都有一台显微镜。还设置了煤气发生器，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实验条件。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他教授的药剂学、调剂学等，很注意实用，实验课题难度较大。例如在制剂学实验中，天气炎热时要求学生配制硫酸铜栓，配制后，他亲自逐粒切开检查，观察颜色是否均匀一致，有无气泡或中空现象，还要每粒称重，检查每颗重量是否均匀等等。又如在调剂实验中常出一些不易察觉的有药物相互间配伍禁忌的难题，许多学生常常搞错，事后他又耐心细致地讲解其原理和操作时应注意事项。他反复教导学生说：药品是治病救人的，调制药品必须保证质量，不能有丝毫疏忽和差错，这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问题。孟目的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重视药品质量标准主持编纂国家药典 　　中华民国时期，各国药品在我国竞相倾销，伪劣药品充斥市场，１９２８年，孟目的受聘去南京负责组织编纂《中华药典》。这部药典主要是参照国外药典编译的，他在这项工作中做出了贡献。首先，《药典》这个名词就是根据孟目的的建议定的。我国历代的药学经典著作通常称“本草”或“局方”。他认为药典是国家对药品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等制订的技术规定，这些规定具有法律性质的约束力，是国家对药品所订的法典，所以定名“药典”最宜。这个名词为医药界公认，一直沿用至今。其次通过对药典的编写，初步统一了药品名称。他查考了我国的一些词汇，并结合制剂的特点和拉丁名的音节，对一些常用的制剂剂型名称，拟定了简练的专门名词术语：如用酒精提取或制备的制剂，拉丁名Ｔｉｎｃｔｕｒａ，定名为“酊剂”；拉丁名Ｓｐｉｒｉｔｕｓ，定名醑剂；拉丁名Ｅｌｉｘｉｒ，定名为酏剂；其他如Ｔａｂｅｌｌａｅ定名为片剂，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ａ定名为栓剂等等，都比较明确简练，沿用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卫生部随即研究编订国家药典问题，从上海调孟目的来北京筹组药典委员会，组织编订新中国药典。孟目的积极认真，及时准备会议材料，特别是与新药典品种有关的资料。１９５０年４月和８月，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药典工作座谈会，确定药典收载品种和原则等。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新药典仅收载了２８种中药。孟目的亲自草拟有关生物测定法，并对各类药品的草案都逐字逐句仔细推敲修改。他还在周总理接见时提出建议：“为使标准有复核基地，并能切实贯彻执行，应建立健全药品检验机构”。１９５０年，成立中央药品检验所，孟目的被任命兼所长。为了使药典规定的标准和检验方法切实可行，他搜集各地样品，在该所组织复核试验后进行必要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于１９５３年定稿出版，他为了集思广益，使国家药典尽可能切合实际，通过中国药学会通知各省市的分会组织会员学习药典并提出修订意见。１９５７年，根据各地意见出版了《中国药典》１９５３年版第一增补本。１９５３年后全国各省市陆续设置药品检验所，逐步形成药品监督检定网。一方面根据药典规定监督检定药品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检验发现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修改药典的科学数据资料和改进的检验方法。 　　１９５７年，药典委员会改组，孟目的担任主管业务的副主任委员，着手组织编订《中国药典》１９６３年版。这版药典基本上是结合我国生产、使用等实际，并第一次收载了广大人民习用的具有我国特点的中药材和中药成方。这版药典分一、二两部，收载各类药品及制剂１３１０种（其中中药材４４６种，中药成方１９７个），在反映我国医药科学研究和生产的发展、整理祖国医药并使之逐步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药典委员会名存实亡。孟目的也受到较长时间的冲击，虽然他不能直接参与《中国药典》１９７７年版工作，但对药典工作仍十分关心，经常通过他的学生询问了解情况，主动提供意见和办法。１９７９年，经国务院批示恢复药典委员会，孟目的仍被聘任副主任委员。同年１２月，召开药典委员会扩大会议，８２岁高龄的孟目的曾多次扶杖出席会议，继续不遗余力地为编制国家新药典贡献力量。 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