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新科研楼703室，协和医大在校学生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59级毕业生、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任沈悌教授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座谈。这是小师弟们对老师兄的一次有意味的探询，这是两代人跨越时空的心灵沟通，透过沈悌教授真诚的讲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医者朴实丰厚的内心世界。 与协和结缘 　　学生：我们了解到沈老师每天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也常听学长们说医疗工作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当初是怎么把行医确定为终身职业的呢？ 　　沈悌：首先我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天，愿意就任何问题和大家交流。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医生，我在家里排行老三，自然就学了医。协和（19）59年复校，当时叫中国医科大学，我的哥哥是（19）58级，考了北医。而我（19）59级，有幸报协和了。 　　 学生时代的协和印象 　　学生：您上学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对我们已经是非常遥远了，今天我们所见只是协和的房子、教授的黑白照片，已无从感受老协和校园的氛围。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学生生活给您留下的最深刻感受以及印象最深的教授？ 　　沈悌：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学术，只知道协和医院的医生是高级的。发烧了要找诸福棠看，眼睛有病要找张晓楼，当时印象就是这些优秀的医生都出自协和。等我考了协和后，头三年在北大，北大的学术气氛和文化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跟你们一样回到协和，协和有宫殿式的小楼，花园小巧而精致。（19）59年复校第一年，开学典礼在小礼堂，黄家驷校长亲自请吃饭。 　　在基础课上我们开始领略协和的风采。开始是解剖学，解剖的第一堂课由张軻教授讲。他是中国解剖界的第一人，当时已快有80岁高龄了，不仅知识渊博，最拿手的是双手可画解剖图。后来各位老教授都给我们讲课，觉得能听到很荣幸。“文革”当中的基础课，教解剖的张炳常老师人比较胖，外号叫胖胖，是美国在华国共合作军调处翻译，住在你们现在宿舍的5楼。我和张老师是上下铺。这位老师后来去管毛主席纪念馆了。 　　临床上的老师就太多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外科吴蔚然教授，北京医院院长。他讲肛肠疾病，从直肠齿状线开始，讲到肛瘘的形成，一步一步地从解剖到临床，讲得特别清楚，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协和的医生不仅水平高，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循循善诱，能够深入浅出，讲课特别生动。 　　 做学问是协和人的命根子 　　学生：协和学生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老师的讲课又是那样令人陶醉。但在“文革”期间学业有中断吗？听说在非常热闹的政治活动的时候，您和一些同学还坚持去图书馆学习？ 　　沈悌：当然中断了，从（19）66到（19）68年几乎没有上过课。每天起床以后刷牙、洗脸，吃饭前要排队早请示，每天读报、讨论的就是最高指示。有时候最高指示半夜12点来了，我们就到天安门游行，一直走到北大，然后天亮再回来睡觉。 　　但毕竟大家还都是学子，都是愿意学习专业的。当时我还是挺想念书的，也想学外语，就晚上到老楼西门的图书馆，先在门口看看报，表示关心政治，然后就进到楼里翻翻书，同学之间是要相互回避的，因为露馅儿要受批判。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环境。 　　但是有一个人胆大，就是谢少文老先生，他是我国微生物学的鼻祖，是在内科做到主治医师的时候转到基础学的。老先生是真做学问，抗美援朝的时候上过前线，但在“文革”，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接受劳动改造——扫厕所。那个时期协和的厕所是几十年来最干净的。（热烈掌声） 　　学生：报告文学中描述的那个时代的人在谈起前途的时候总说“两眼一抹黑”，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学习目的和未来的前途？ 　　沈悌：老前辈张孝骞教授当时在协和医院扫厕所，我亲眼看见病人去跟他请教看病，老先生回答那些问题是要胆量的。让你劳动扫厕所你看病，这是不听从红卫兵的指示。但他还是不管这些，老一代的协和医生，确实把这个职业作为生活中的第一件事情。饭少吃点没关系，书一定要看，病人一定要看。现在条件好了，但习惯仍然没变。现在协和的老一辈教授周末还是要到协和来，他觉得生活中缺了这一点就不行了……（热烈掌声） 　　 生命中的新起点 　　学生：毕业后您去了什么地方？ 　　沈悌：毕业后分配在甘肃黄土高原，那是打100米深的井挖不出水的地方，在那儿一呆就是十几年。白天劳动，第一年挣了1600多（工）分，养活自己，晚上看看书。那会儿别的书没有，就带了一本教材。老实说，当时就想这辈子要埋在黄土高原了，看不见希望，心不甘哪。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大家才看到希望。你要问我最感谢的是谁，我感谢邓小平，考研究生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所以我才有了通过考研究生回到协和的机会。从（19）79年到（19）86年一直在协和。 　　 归国的两条理由 　　学生：您能不能结合您出国的经历和对国内外的了解，给大家谈谈对大家今后做出国选择的建议？ 　　沈悌：1986年罗慰慈教授来找我，说外交部有个任务，要派医生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做两年保健大夫，后来我就去了美国。圆满完成任务后，根据当时政策，工作结束可以继续呆在美国学习或工作。我在美国共呆了6年，（19）92年回到协和。 　　学生：回国动机是什么？ 　　沈悌：第一不愿意做美国三等公民。美国是绝对的双重标准，人权并不平等，白人在上，黑人都比黄（种）人强。整个社会里充斥着不平等，不可思议，你会觉得很难受。比如说从美国到加拿大旅游、开会，出入美加国境，对白人并不检查驾驶证，但黄（种）人就必须停下来出示证件。不平等处处都在，这种日子不能过！ 　　第二不太可能做临床，即使做了临床大夫也没意思。大家出国除了学业务还想学外语，可是美国大学医学院的实验室全是中国人，说中文就行了。所以我认为，你要做科研就出国，钱多，容易出成果。想做临床你留下来，在那儿没有什么出路，很多中国的医生或者在华人区开诊所或者在大学医院，因为美国不允许随便做广告，病源主要靠关系网，即同学之间相互介绍，看的病人都是华人，白种人很少找你看病。 　　 行医生涯中触动最大的两件事 　　学生：在回国后的十几年中，有没有给您触动很大的一件事？ 　　沈悌：大概就是第二年管血液病房。河北承德的一个19岁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患了白血病，大家都对他很关照。大家都知道白血病是九死一生，很难治好，那时我们的移植刚刚起步。我们很努力将他的病缓解了，准备做移植。但他最后没有选择协和，而是到军区总院去做。显然，病人到外面做移植就是对协和不信任，这将考验一个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你是从自己出发还是从病人角度出发。从我出发应该说他触犯了我的尊严，我给他治了、缓解了，他却不吭气地走了。但是从病人的角度思考，他当然需要最好的治疗。最后他移植成功了，我们也很高兴。病人最初几年每年要到北京来复查，父亲总带着儿子到医院来看我。半年后的一天，他带来了一本书叫《血的搏杀》，（这本书）是他在陪护儿子的时候写的日记。（日记）把他儿子的变化和他观察到的协和医生和护士的行为记了下来。这本书里描写一位沈教授，头发少、对病人负责，大概说的是我（大家笑）。看了这本书，我觉得病人对我们是理解的。你不要因为没有得到喝彩，就感到沮丧。你每治好一个病人，他的家属自然会对你充满感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学生：在您记忆当中有没有感到遗憾的事情？ 　　沈悌：有，实话实说。没有人不犯错误，错误有大有小，大的错误就要出人命。就看你是不是尽到了责任，其次要分析为什么会这样，避免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讲一个当年在甘肃的例子，由于刚毕业，书本知识比赤脚医生强一点，但经验还没人家多。那时县医院的医生是不分科的，全院就一个病房。一天晚上值班，7点到11点有电，然后就没电了，恰好半夜两点来了一个病人，挖土时因塌方给埋在地下了，量血压，在休克边缘，骨头没断，也没有哪儿出血，所以采取保守治疗，给予输液。5点钟，天快亮了，觉得这个病人血压有点维持不住，心想要不要找外科大夫，转念一想又没有叫。就在6点差10分的时候，病人不行了，外科大夫来了一听是塌方，就知道是内出血，我傻眼了，在城里没见过，想都没有想过，外头没有痕迹，叫内出血、挤压伤。 　　第二天早上，全院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大家觉得沈大夫是技术问题，不是责任事故，未予处分，这对我是一个很深的教训。虽然家属根本没找过我，但我深感内疚。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懂的地方赶紧问，不要有其他的考虑，如“问了人家（人家）不耐烦怎么办”，或者“人家看不起我怎么办”等等。在病人面前这种私心杂念都不应该有。 　　 顶尖专家从基础做起 　　学生：我刚替您统计了一下，您做临床医生也就12到15年之内，您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成了内科的专家？ 　　沈悌：我想更正一下，我不是做了十几年的临床，只是从国外回来十几年。我在甘肃做了十年县医院的万金油大夫。现在做内科主任，实际上不像张孝骞教授那会儿，那时的临床检查较简单，更多的要依靠医生的物理检查和丰富的个人经验。而我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协调整个内科的各个学科，保持协和的综合优势。当然同时我也喜欢自己的血液专业，在专业方面很努力。 　　研究生毕业后曾去肿瘤医院应聘面试，当提起我在农村干过10年，人家说你在甘肃的10年就算半年吧。我不这么看，甘肃条件是不好，什么都很简陋，但正是这么一个条件，能让你充分发挥你自己的能力，使你自己学会利用有限的条件去看病人，而且锻炼了很多操作技能。别的不说，那时在我的病房做腰穿没有人比得过我，为什么呢？我在县医院兼任麻醉师，腰穿还是在那儿学的。回到协和后主治医生做不了的腰穿都得请我去做。另外一个就是你对病人的态度。那些年所培养的与农民的感情，可能现在在协和十年也未必能达到，所以我现在仍愿意看从农村来的病人，很实在，他对病史的叙述一是一、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