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柳红曾著《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了那些20 世纪80 年代为改革做出贡献的，不太为人们所熟知的人和事，至今仍引发热议。这样一群人并不在少数，而且不止于经济学者，还有政府官员、企业家等，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代人，如果没人写，就会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曾经的壮怀激烈，在后人眼中，不着一丝痕迹。从本期起，本刊即以“一代人”为题，陆续刊发关于这个群体的系列文章。

　　当河南省政府2006 年出台《关于实施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时，距冯宛平们提出这一构想的时间已过去20 年。正在做富贵闲人的冯宛平喜欢回顾那段历史，那时的报国热情、那时的风云际会，纵是往事如烟，却也心向往之。

　　闻知冯宛平之名，是20世纪80 年代中期，先是知其为当时之风云人物，而后，知其为国家智囊机构成员。到20 世纪90 年代初，我们相识在新郑，见冯宛平，面白，应是书生，却全无书生意气相，说话、行事颇有几分霸气，不住地抽烟，烟囱一样冒着白气。当时，此君正在搞十县调查，课题为：县级经济改革发展研究。

　　时隔多年，几天前，与冯宛平相约交谈。几天后，此君痛风病犯，疼得一腿长一腿短，几乎不能走路，但依然如时践约。我想：一个做事成事的人，自然是言必信、行必果。

　　这天上午，茶社人少，品着一道道红得透亮的普洱，和冯宛平聊天。开篇的话，就是他的内心纠结。冯宛平说：“人从原始人时，就有两类分工，一类是采摘型、一类是狩猎型，我就是狩猎型人。”话说得有意思起来，我说：“狩猎是一种很主动的状态。”冯说：“是一种应激状态下的等候。等10 次会有9 次是空的，总是紧张地守候，你说纠结不纠结？”想想，

　　猎人，总在警觉中等待着机会，这种焦虑不言而喻。

　　冯宛平的纠结很多，他给一些企业做顾问，不仅是出点子、做上市，包括与地方官员打交道，甚至买地。简言之，囊括几乎所有难题。自打1989 年以后，他一直在做一些很具

　　体的事。县域经济的发展、各类企业的上市，冯宛平是个好猎人，目的明确，斩获颇丰。漯河、新郑等地的发展改革，思达、春都的上市，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原的一些改革亮

　　点，似乎都有此君的掺和，一路走，一路似哈里•波特般地挥着魔杖，点亮着一团团火焰。冯宛平用自己的脑力，在做改革试验的同时，也得到丰厚的利益回馈。

　　常在利益圈做事，作为一个有着狩猎者心态的人，冯宛平做事讲究成功、完美，自然少不了各种纠结，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看来经常为钱而计较的人，心里最大的纠结，竟

　　是不能像20 世纪80 年代那样，用自己的智慧，直接为国效力。

　　根系交错

　　冯宛平，1952 年生，这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这一时期的干部子女，追溯起来，家世却都是错综复杂。冯宛平的祖父，是国民党的一县之长：而他的父亲却在1938 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察冀边区中学教务主任、豫皖苏边区豫东中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开封市政府秘书长、河南省文化局副局长、中国剧协河南分会主席。

　　在那个时代，如此形同水火的父子似也常见。冯宛平说，冯家的男人似乎有个魔咒，迈不过50 岁这个坎，祖父、父亲，都是在50 岁那年赶上社会巨变。新中国成立之时，当国民党县长的祖父，为给一向政见不同的共产党员儿子留下个清白之身，选择放弃去往台湾，因为毕竟是血浓于水，而他自己却病逝于新旧交替之时。

　　冯家几代人的命运，似乎都和国运纠结在一起。冯宛平的父亲，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干部，一个平和、幽默的好人，当人们忆起《朝阳沟》的旧事，总绕不开冯纪汉的发韧之力，这是一个在省会文艺界颇有人缘的好好先生。而对于他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他的笔记本首页，写着这样的话：“党和国家不仅需要我们的两只手和大脑——还需要我们的心。” “人活着应该让别人因为你活着而得到益处。”而一个以活着为使更多的人受益的具有艺术气质的好人，却在“文化大革命”初始，就被打翻在地，加上种种罪名，病逝之前，留下的遗言是：“好人为什么活这么短？”

　　民间思想者

　　冯宛平从小长在省委大院，14岁遭遇“文化大革命”，16 岁上山下乡，虽说饱暖不足，但息县的一个叫做后甸子村的地方，成为他最早的精神家园。那时，书最难找，但书是他世间的最爱，他拼命地到处搜罗，无论遇到什么书，拿到手里就是一顿饱餐，马列著作、中国小说、苏联小说，甚至哲学、心理学书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粮。在读书上，他有一副饕餮般

　　的好胃口，五色杂陈，逮啥看啥。看了书，他会讲，讲得绘声绘色，老乡们喜欢听他讲书，《小五义》《说岳传》，那时一切都成了毒草，在这个偏远的山村里，一个16 岁城里孩子的口述，让男女老少听得如痴如醉。书讲得好，村里人会给冯宛平敬烟，一个毛孩子在这里养出了烟瘾。多年以后，总爱滔滔不绝的冯宛平，人送绰号——冯铁嘴，也许当年的后甸子村，是冶炼出铁嘴的第一炉火。

　　看书是他最奢侈的嗜好，但那时书少，为了读书，一群伙伴结伙到机关的图书馆偷书，偷到书籍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如饥似渴的年代，一群懵懂的青少年，沉溺于书籍之间，人在穷乡僻壤，却个个考虑的是国事。从生产队大队的劳作、分配中，他们发现着现实中的问题，那时，这些初生之犊，讨论最多的，就是城市和农村的问题，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哲学命题。

　　两年多后，工厂招工，18 岁的冯宛平被招到了周口地区柴油机厂。工人的生活规律而又单调，而对走出土地的冯宛平，是又一种桃花源：幸福而又单纯。3 年学徒，每月不到20元的工资，除了吃，几乎全用来买书，18 岁的年纪，为解决心中的困惑，已开始通读《资本论》；18 岁的年纪，已知道没有知识不行，找来所有中学课本，一遍遍自学。所有的学习都伴随着同伴们兴致盎然的讨论，没有人号召，没有人组织，他们却个个胸怀天下，不约而同地找寻着国家和社会的出路。

　　若干年后，朱学勤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中，苦苦找寻着他们的踪迹：

　　“这是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在冯宛平的历程中，还有着3 年工农兵学员的经历。而这3 年，造就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洛阳工学院，如今叫河南科技大学，1973 年的这一批学生中，有的来自工厂、农村、部队，也有经历过知青生活的年轻人，所以简称工农兵。他们之中，有后来成为风云人物的王小强、苗学敏、韩建青、冯宛平。这些来自于“民间思想村落”的青年，见面，常常是几句话一说，就息息相通、一拍即合，正是相逢何必曾相识。

　　此时，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仍是读书、讨论，寻求真理，探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每天课下，这些思想上的探索者，在无数次激烈的讨论中，已形成精神上的共识：第一是“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不行的。第二是不能通过精神来解决一切。第三，“文化大革命”应早日结束，国家应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10 年之中，这些下过乡、做过工人的年轻人，政治选择已是非常明确，他们知道，一切都已明了，只是在等待时日。

　　王小强，北京知青，也是一群年轻人的思想领袖，他报国的意识，始终感染着这批人：从青年时代直至花甲之年，几十年热诚不改。在同学们日复一日的思想讨论中，他已用满腔热血付诸行动，以小字报的形式，阐述正在被批判的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正确意义，从而被定为思想罪。

　　7 年之后，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小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和一批有着基本上同样经历的人，参与和影响了此后进行的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9 年后，又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切入改革核心问题，直接参与国策的调研与形成。而这一人物的出现，带给冯宛平和他的伙伴们的是贯穿一生的影响。

　　牛刀初试正当时

　　1976年是一个大悲大喜的龙年，中国，一场重大的历史转折，将改变着无数人的命运。这一年，属龙的冯宛平24 岁，大学毕业，厂来厂去，重回周口地区柴油机厂。而王小强，也落脚在河南遂平县的一家县办工厂。此时，日后所有这些风云人物，还都是默默无闻的角色。而历史已给他们留出浓墨重彩的空间。

　　3 年之后，1979 年，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这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3 年之中，当年那帮年轻的朋友已是气象万千：冯宛平调入郑州气象学校一边教授数学，一边研究灰色系统理论，他那时的志向，是在数学方面有所建树。那是一个英雄不问来路的年代，同样属龙的王小强，凭借自己对农村的思考与探索，已迅速调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抽调到社科院编辑《未定稿》。此时，这群志在报国的年轻人，已各有各的来路与去路。朋友相聚，王小强说：“三中全会的召开，将带来中国的巨变，世界将给年轻人以机会。”

　　那是一个让人充满无限希望的时代，所谓百废待兴。而后来被称为智囊的农发组，活跃着一帮从民间思想村落中聚集的平民精英。他们深知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决中国农村问

　　题。于是，用自己的脚，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智慧，来创造；他们信奉实践出真知，中国农村的理论要到农民那里去找。他们与上至党中央书记、省委书记，下至农民打交道，一律平等。其实，一切始于真诚和朴实的动机。

　　因为王小强，冯宛平和这些人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他们来河南调研，得知冯宛平正在研究灰色系统理论，这些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明白农村需要最新的知识，于是，在他们的邀

　　请下，冯宛平就给大家上了一课。冯宛平敏捷的思维和口才，折服了众人。王小强对冯宛平说：“还是更直接一些，人终究应该成为为国有用的人。”而曾在河南任某公社书记的陈一咨，

　　此时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两次向省领导力荐冯宛平，说此人宜调到省委政研室，说在河南，确有一批热心青年在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此人即是其一。接着又有一国家

　　部委的领导发现冯宛平触类旁通的调查研究能力，说此人堪当大用。而此时的冯宛平已在新技术革命、微机与未来学等诸方面都颇有见地。

　　这一切都为冯宛平的前路，奠定了基础。

　　1984 年，顺理成章，郑州市气象学校的普通教师冯宛平，以自己的才华、智慧和能力，被省里直接调到外经贸厅筹建计算中心。而此时，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可以直接与省委第

　　一书记接触，当时的省委书记刘杰，向这些总爱探索问题的年轻人，提出心里的疑问：历史上河南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开始衰落？不到三天，

　　几位年轻人拿出了5 万多字的《河南经济发展的兴衰隆替》，梳理出河南上下几千年经济发展的脉络，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的刊物将其印发，放在刘杰的办公桌上。到1985 年，

　　一部洋洋30 万字的《河南经济发展史》面世，郭予庆、杨松林、冯宛平，几位年轻人，用翔实的经济历史发展线索，涵盖着一个地域的兴衰更替，全面回答了省委书记的问题。

　　还是1984 年，参照国家智囊机构，河南省委、省政府决定改造省经济研究中心，与北京对接。此时，这些立志参加中国改革的年轻人又汇聚到一处，他们是来自外经贸厅的冯宛

　　平，来自银行学校的杨松林，来自洛阳工学院的韩建青，几年中，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国效力。这些曾经相识或似曾相识的朋友，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对改革的未来充满着创造热情。而朋友相聚，似乎还有着当年“民间思想村落”的情结，而此时的思想深度与知识储备与当初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群体，机缘巧合、风云际会，在北京，切入国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中原，引领着风起云涌的改革潮流。

　　在省经济研究中心，冯宛平和他的朋友们，一腔热情地四处找寻为国效力的方向。他们知道，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一个地域的发展，必须有中心城

　　市，河南当时的现状就是城市多、规模小。而如何推动这一地域的发展，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现实、形成合力。在同伴们的探讨中，冯宛平提出中原城市群的设想：以郑州为中

　　心，以洛阳为副中心，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地区性城市为节点构成的紧密联系圈。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以经济

　　较发达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而推动这一地域的经济发展。在河南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上，1985 年河南省青年学者群提出了中原经济区概念，

　　1986年丰富了中原经济区空间描述，指出中原经济区以中原城市群与省级边界交叉经济区两个空间结构。

　　2006 年，当河南省政府出台《关于实施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时，距冯宛平们提出这一构想的时间已经过去20 个年头，弹指一挥间，当年三十啷当岁的年轻人，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正在做他的富贵闲人。

　　冯宛平喜欢回顾那段历史，那时的报国热情、那时的风云际会，纵是往事如烟，却也心向往之。那是一段多么轰轰烈烈、蔚为壮观的日子啊。

　　1986 年下半年，对冯宛平，似乎又是人生中的一道坎，单位新来一位领导，以高高在上的架子，端在这些出自基层、却与领导平等对话的研究人员面前，气质不同而识见更不同，矛盾由此而逐步升级、激化。结局是领导把中心的4 个研究室主任齐齐调出，下去挂职做副县级，而一向强势惯了的冯宛平却忍不下这口气，带几个伙伴找上门来，一言不合，就大吵起来，并一头撞在墙上，也因此，成了一时的新闻人物。

　　这之后，伙伴们分道扬镳，冯宛

　　平、杨松林进入国家体改所，韩建青则另有志，下海。朋友，伙伴，一时风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