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病人缘”的肿瘤科教授 　　莫树锦在《医生会哭》一书中这样介绍自己：“‘非典’中年男人，曾在加拿大学医、行医多年。１９９６年回港从事‘内科肿瘤学’科研工作，专攻肺癌，是谓‘肺’人一个。人生路上，曾力求真我而不得其所，惟有游戏人间，偶然做上一两件好事，但求别人好过一点，自己也好过一点。乐与病人同喜同悲，共度哭笑人生。”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霍泰辉教授形容莫树锦“健谈、风趣、有个性，做学问做得很好，发表了许多有关癌症研究的医学论文，是一位很受学生爱戴的医学教授，更是一位有爱心、对病人关怀备至、很有‘病人缘’的肿瘤科专家”。 　　现年４５岁的莫树锦于１９８４年在加拿大艾伯塔大学医学系毕业，１９８９年在多伦多玛嘉烈医院考取肿瘤内科院士资格，之后，他在该市的一个唐人社区开办了一家肿瘤科私人诊所。１９９６年，莫树锦回香港游玩，机缘巧合之下，遇见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院长，邀他回港任教。他在文章《无根的人》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加国生活了２０年，由学医到行医都相当顺利，在社区里亦受到同事及同胞接受，日子过得挺惬意，但心里却总是若有所失，可能我的根始终不在外国土地。因此，偶然机会下得到医学院教学一职，便毅然放弃一切，举家回港”。 　　１９９６年回港后，莫树锦从事肿瘤科临床工作、研究肺癌及肝癌病变、承担部分教学任务。他设计化疗药物的临床测试与一些非化疗药物的研究，如生物治疗、中医治疗等，并开展了一个“早期肝癌筛查”的大型研究。 　　２００１年１月，莫树锦参与创立“综合癌症科研中心”，主要开展临床科研及基础临床应用。２００２年，他连同中国内地、韩国、澳大利亚等其他癌症科研中心的专家一起创建了亚太地区第一个肺癌科研学会，作为牵头人，他本人任该学会主席并兼任香港癌症医疗协会主席。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０日，莫树锦被广东省人民医院聘为名誉教授。 这个教授很“特别” 　 　　见到莫树锦是在一个亚太地区癌症学术会议上，主办方安排了一场媒体与几位国际肿瘤学专家的集体采访。 　　采访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就某类癌症的治疗预防及其药物研发进展进行交流。在记者面前坐着的有英国曼彻斯特市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ＮＨＳ Ｔｒｕｓｔ（医院名）的肿瘤学教授Ｎｉｃｋ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现于英国Ａｌｄｅｒｌｅｙ Ｐａｒｋ研发中心工作、曾就职于Ｈａｍｍｅｒｓｍｉｔｈ医院临床肿瘤科室的Ｎｉｃｋ Ｂｏｔｗｏｏｄ博士，以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威尔士亲王医院的临床肿瘤部郊授Ｔｏｎｙ Ｍｏｋ（中文名莫树锦）。 　　采访进行了没多久，我就对莫树锦教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所有被采访对象中惟一的中国人，也不仅仅因为想探究外表还很年轻的他是如何成为国际肿瘤学专家的，而是他太“特别”了： 　　特别的装扮——莫树锦是我见过的极少数几个在正式场合不打领带的医生之一，而他那时尚的发型，笔挺的米色西装和熨得贴贴服服的浅蓝色衬衫，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从时装杂志上走下来的明星，以至于会议主办方熟悉他的人开玩笑称他为“全世界最帅的肿瘤科教授”。 　　特别的谈吐——莫树锦的中文说得不太好，但能听懂。大多数时候他用英文作答，成串成串的专业医学术语从他的嘴里蹦出来，谈吐机智敏捷。当记者问到靶向治疗今后会否完全取代化疗药物时，他幽默地打比方说：化疗药物也在不断进步，如果将与肿瘤抗争看作是一场网络游戏的话，那么靶向药物和化疗药物就像是游戏中的武器一样，武器越多，得分的机会也就越高。 　　特别的体验——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莫树锦非常重视病人的感受。让人吃惊的是，他对中国内地的医疗市场十分熟悉，甚至说自己到过广州排队轮候门诊。他笑称“内地的挂号费很便宜，大医院的设施也十分先进”，惟一的不足是“没有标准化的质量控制体系，以保证每个病人都能得到同样优质的服务”。事实上，莫树锦与国内许多三甲医院的专家乃至院长都是好朋友，只要打声招呼，他就不需要像普通人那样排队候诊。但他偏偏以这种方式来体验病人的感受，以检查医院自身的医疗态度。“医者父母心”，这是我感受到他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集体采访结束后，才得知莫树锦马上要赶飞机去参加另一个学术会议。他收拾好行李，客气地答应给我十分钟的专访时间。 　　因为较洋化的作风和“一点点”洋化的外形，在加拿大留学、工作多年的莫树锦被许多人归类为“只会说，却不会读、写中文”的ＣＢＣ（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ｂｏ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但是他告诉我，从去年１０月开始，他在香港《明报周刊》上开写了一个中文专栏“医言故我”，专栏文章已于今年７月集结成书，叫《医生会哭》，那上面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这让我很感惊讶，也很期待读到他的文章。回来没多久，我就收到了他托朋友捎来的这本书。 　　看着莫树锦写的文章，我的眼前浮现出香港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妙手仁心》中的场景，莫树锦，正是这样一个非常感性、非常个性、非常人性的医生。 黄霑不仅仅是我的病人 　　莫树锦在香港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名人，他的出名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一名出色的肿瘤科医生，也不仅仅因为他是《明报周刊》的一名专栏撰稿人，在搜索引擎Ｇｏｏｇｌｅ上键入“莫树锦”，出现频率最高的新闻是香港著名填词人黄的死讯，莫树锦作为黄生前的主诊医生及好友，在新闻媒体面前宣布了黄因肺癌病亡的消息。 　　“哈哈，莫医生，又是我！哈哈，黄老，又是你！人未到笑声先到，那洪亮笑声不单标志着你，也代表着你那豁达豪迈的人生观。第一次听到这笑声，便知道会交上你这个朋友。”这是莫树锦写给黄的一段话。 　　在黄走过的长达３年的抗癌道路上，只有其亲人和莫树锦知道其患病的情况。对于这个病人的坚毅，莫树锦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病人。”肺癌的疗程十分艰苦，除了接受肿瘤切除手术，还要定期化疗，并忍受化疗的副作用。但黄的人生观很是积极，他干脆剃光了头发，又找了两个“光头佬”和他拍档做节目，栏目就叫做《三个光头佬》。黄死后，莫树锦哭了。 　　其实，莫树锦远不止为黄这一个病人哭过。“总不相信我是惟一会哭的肿瘤科医生，到底又有多少肿瘤科医生会为病人哭泣呢？好奇心加上医生的科研精神，我做了一个‘会哭肿瘤科医生的流行率’的小调查，一口气访问了１９位资历深浅不同的同事，包括见习医生、部门主管，其中９位坦言曾为病人哭过，另外３位只承认会为病人感到心酸难过。木口木面的医生其实也有一颗充满感情的心，如果不信，下次到医院，不妨到洗手间走一趟，看看会否碰上一位会哭的医生。”莫树锦在《医生会哭》中这样写道。 执意不系领带 　　莫树锦的个性中最突出的一点体现在他的穿着上。虽然在莫树锦提供给记者的两张照片上他都系着领带，但平时的他却非常不愿意系领带。 　　在香港，白领、公务员上班一般都打领带，更不用说医生了，但莫树锦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还在大学时，莫树锦就因为不打领带而被教授训斥。他认为，有不少医生是为了需要而打领带的，这个所谓“需要”就是指感觉上有领带才专业、对病人才够尊重、对医生这个行业才够重视，但他始终不明白，一条过时或已开始发霉的领带如何能代表专业或尊重，他也不能接受不追求外表的医生胡乱地打一条不伦不类的领带，更不想医生这个行业被喻为衣着最老套的行业。 　　２１世纪，医生除了白袍、听诊器外，是否还需要领带来代表其专业身份？有个性的莫医生这一回又进行了一次关于“医生不打领带会否显得不够庄重”的调查。他询问了４０位病人后，７５％的病人给出的答案是绝对不会，１５％觉得无所谓，还有１０％的病人认为医生应该打领带。莫树锦得出的结论是：“看来领带不是必需但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其实病人只想将健康交到一位他们可以信任的医生手上，如果一条领带可以赢得信任，又有何不可？”为了病人，莫医生有时也会用心地搭配，系上他的领带。但他还是坚持认为：“颈上执意不系领带的医生，脸上带着微笑可能也有异曲同工之效。” 庆幸可以与病人一起“活着” 　　网上流传过这样一则新闻，说香港有一个叫华阳复方的药品，是经浓缩而成的冲剂，曾有个案显示此药对于缓解癌症症状具有一定的功效。代理此药的某医疗网络一开始曾邀请莫树锦为药品做代言人，但他了解了药品的情况后拒绝了邀请。主要理由是该药的价格太贵，“它的基本成分全部是蔬菜，但要收１万港元１个月，并不合理。而且此药并未获得美国ＦＤＡ的认可，其可靠程度仍然存疑。” 　　像这样时刻为病人着想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他的文章中这样的心情也俯首可拾。参加香港癌症基金会举办的“抗癌大步走”筹款活动时，他提醒病人做好“抗癌路上，可能越走越孤单”的心理准备。通过解答“医生究竟能否准确预测未来，知道病人能够活多久”等疑问，他劝慰病人珍惜现有的每一分每一秒。在有人抱怨门诊医生与患者的交流不够充分时，莫树锦在反思自身之余，也慨叹“我所认识的医生大部分都是有心人，只碍于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看无限的病人，沟通便成为一种奢侈品。” 　　有一段莫树锦的自白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与病人在一起时的心境：“我庆幸可以在工作中与‘正在死亡’的病人一起‘活着’，就在这过程中，我见证到他们发挥出最大的爱、最深的情。他们所追求的已不再是最长的‘活着’，而是最好的‘活着’。原应是粪土的金钱终被视为粪土，原为虚无缥缈的名誉地位终于变得虚无缥缈，惟有实在的‘爱’，才能为这‘正在死亡’的肉体带来点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