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街坊邻居有个私人诊所，经常门庭若市。有一年快过年了，诊所的老板穿着新买的皮衣皮裤，在父亲的小摊子前挑选着年货。一阵风吹过来，寒冷里裹挟着他皮衣上的膻味，那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膻味呀。“咱也学医，咱到城里当大医生！”当时跟着父亲摆摊的年少的我，脸上写满了羡慕之情。 　　 １９９８年，合肥的金秋，安徽医科大学主干道两边的法国梧桐枝繁叶茂，在一个乡下孩子的眼里，这是毫无争议的风景。５年的医学生涯枯燥而充实，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不管是基础课还是临床课的老师，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医学、对教育工作的热爱。 　　对于学医出身的人来说，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情景总是记忆犹新。教我们解剖学的是一位治学严谨的瘦老头，像极了鲁迅先生的恩师藤野严九郎。那天上午，我们穿着崭新的白大衣，精神抖擞地跟他来到寂静的示教室。老教授熟练地托起一具尸骸，左手垫在肩后，右手捧着腿弯，轻轻地把他放在教科台上。老教授表情肃穆，动作绝无轻率之举，仿佛在挪动一个熟睡的亲人。我们屏着呼吸看着老教授，因为些许怯意不约而同地往后退，然后又慢慢地凑近。出乎意料的是，老教授并没有马上给我们做示范，而是缓缓地讲述了一个让我们难忘的故事：这具绛红色的尸骸有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他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小日本拼过刺刀，当过某个区的一把手，被红卫兵抄过家……弥留之际要把遗体奉献给我们学校的解剖教研室。示教室里安静极了，在这具伟大的尸骸面前，我们原本的兴奋与好奇显得无比浅薄。这不同于以往的爱国主义教育，老师用独特的教学方式让我们开始思索生命的内涵，这比记住某一个骨骼的长相更有意义。 　　 教外科的老师上课很少带书，讲到某种疾病，寥寥几笔就能把某个器官在黑板上画下来，接着又是几副简洁的图，整个手术流程让人了然于胸。老师的言谈举止中透着做医生的自豪感，从此，我们盼望着实习的到来。 　　 我实习的第一站是某个医院的神经内科。一天傍晚，来了一个高血压性脑病病人，这个中年男人意识模糊、口齿不清，从到病房的第一刻起就开始输氧。据说他的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下岗的爱人哭哭啼啼地忙这忙那，老父亲坐在床边就是不走，攥着病人的手，一遍一遍地喊病人的乳名。带教老师说这是一个重病号，要多加小心。终于，大约半夜时分，死神来了。家属大声呼喊，护士以平时几倍的速度推来吸痰器、心电图机，我和带教老师踉跄地披上衣服跑过去。人工呼吸、心脏按压、除颤，渐渐地，病人脉搏停止了跳动、血压计的水银柱急速跌落、心电图机上的波形不再起伏跳跃。病人走了，他爱人悲怆的哭声划破深夜，年迈的老父亲抱着他，亲吻着那逐渐冰冷的额头。那一刻，我看见了所有医务人员脸色的凝重和强忍着的压抑，也深深地体味到了医学工作者的无奈。 　　 事实证明，在人类与死神的交锋中，医学经常陷入这样的窘境。成就感和挫败感交替出现在医生这个职业上，这种复杂的情感体验越是明显，越是能掂量出生命的厚重。 　　毕业以后，我开始做医生，而且正是自己所企盼的外科医生。 　　疾病或灾难对人类的摧残是无以复加的，甚至比死亡更让人感到无奈和耻辱，然而，在真情面前，这些苦难的存在几乎可以让人视而不见。忘不了，我管的第一个病人，一个被电烧伤得体无完肤的小伙子，刚入院的时候浑身黑痂，像一截半生不熟的山芋（恕我的不敬），别人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然而他的女朋友并没有离弃他。几个月过后，他会说话能活动了，两个人在病房里旁若无人地嬉戏。忘不了，我管的第一个植物人，即使不省人事，手腕上的镯子依然光彩照人，她的女儿每天为她梳理稀疏的头发，中规中矩地绾在脑后。 　　做医生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向病人家属学习如何去爱，体味如何去爱。细想想，每个医生的手里，其实都像握着一个易碎的器皿，一不小心，不是它刺伤了你，就是你打碎了它。 　　 后来，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我换了新的工作岗位。我想我是脆弱的，我在脱白大衣的时候哭了，那不是在脱一件工作服，那分明是在和一段往事、一个梦想说再见。我想我是怯懦的，我把小手电、叩诊锤轻轻地放在护士长的桌子上，却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在这天天与病魔作斗争的战线上，她奋斗了２０年，我只“混”了弹指一挥的２年。 　　 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５年，５年的学习和２年的工作，让我对医学有了天然的亲切感，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也已根植在内心深处。我与医学的７年之缘，在我的记忆中将永远无法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