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疫情防控现场，在重大灾害防疫现场，在重大不明原因疾病现场，常常出现他的身影。他见长于疫情现场流行病学勘察，更倾心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进步；他全心打造现场流行病学指挥员，对于公共卫生事业宣传充满激情。 曾光教授 　　记者手记 　　认识曾光教授很多年了，记忆中永远清晰的是，一次次重大疫情降临与重大公卫事件突发，他领队出征的情景。也曾一次次聆听他在重大疫情分析会上的精彩发言，一次次目睹他主持对重大疾病案例的讨论。他的临危从容，敏锐的洞察力，精辟的见解，令记者一次次感受到公卫大家的风采。 　　已记不得对他作过多少次采访，只记得每次都收获丰硕。即使工作再忙，他都会找出空隙回答媒体提问。在他看来，公共卫生学者有宣传决策层的使命，有宣传社会公众的责任。 　　记得1988年，在卫生防疫工作重点是否向非传染病转移的论争中，他以透彻的分析，阐明用人群死因和死因位次表达疾病危害程度的局限性，以及传染病与非传染病发病死亡统计的不可比，通过媒体宣传传染病防治仍是国家卫生防病工作重点，为卫生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记者最近一次登门，他正在为他主编的《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的新思维》作最后整理。这是一部立意为决策群撰写的书籍，系人民出版社组织的《咨政文库》系列丛书第一册。在他的邀请下，公共卫生界一大批思想内涵深刻的专家加入了这一与决策者的笔谈。 　　在他的办公室，有一幅新华社记者抓拍的照片，记录了胡锦涛总书记与他亲切握手的瞬间。那是2003年SARS战役中，他在怀仁堂为中央政治局领导宣讲SARS防治知识，为中央领导提供相关咨询。 　　回首过去十几年与他有过的接触，无论他从事国家疫情报告管理，还是为国家培养现场流行病学指挥员；无论他进入最危险的疫情现场从事流行病学调查，还是组织多方专家探察不明原因疾病，无不表现出执著与顽强，知难而进，百折不挠。而且，他关注所有的公共卫生事件，敏于思考，勇于直言。 　　记者曾不止一次地思忖，他宏大的视野从哪里来？为什么他总能对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做前瞻性科学分析，总能从卫生与疾病的一事一例透视到广阔的社会背景？又为什么总能对复杂的疫情个案剖析得细致入微？ 　　“我曾是一名乡卫生院医生，在最贫困农村为农民医治疾病9年。对于疾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带给百姓的危害刻骨铭心。” 在’98水灾现场 　　据曾光回忆，学医并非他最初的理想。中学时代，他对数学特别偏爱。而作为北京市中学生数、理、化3科特长生小组成员，他比其他同学学习了更多数理化知识，锻炼了课外自学和逻辑思维能力。然而，或许由于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1965年高考他没能被国家顶尖大学录取。据说河北医学院领导怜惜他成绩优异，承担风险录取了他。大学时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不少同学因停课荒废了学业，而他利用一切机会偷偷自学医学课程，为此还挨了批判。1970年毕业，他被分配到河北与内蒙古交界的一个贫困县的乡卫生院。从此，这个乡破天荒地有了大学毕业的医生。 　　20世纪70年代初，当地尚未开展儿童计划免疫接种，麻疹、百日咳、流脑、乙脑等传染病常常流行。而克山病、碘缺乏病、肝癌、胃癌、白血病，在当地也很高发。乡亲们贫困的生活，众多疾病的流行，给青年医生曾光以极大的震撼，也使他强烈感受到医者的责任。 　　至今，他仍记得上门医治第一位病人时农民们充满企盼的眼神。那一年他25岁，刚刚到乡卫生院上班，被邀请去看一位危重病人。走进病家，院子里正叮叮当当地为病人打制着棺材。病人是位年仅30多岁瘦骨嶙峋的妇女，躺在炕上，已神志不清。通过详细问诊查体，曾光发现，威胁病人的不仅是疾病，更要命的是强心药物过量中毒。连续7天上门治疗，病人终于救了过来。在一片感谢声中，他感受到的却是巨大的压力——他无力改变农民们的贫穷，他能够做到医治百病吗？ 　　从此，曾光开始了边干边自学。卫生院没什么检测手段，他就更细致地问诊和为病人查体，尽全力医治每位病人，深得群众信任。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纷纷找他看病，他还常常进入深山救死扶伤。9年的农村行医，让他深深地了解了农村，也历练了高度负责和独立观察思考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曾光考取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硕士研究生，师从流行病学名家何观清教授，受到了专业基础和科学作风的严格训练，视野也大大开拓了。而良好的数学基础和农村医生的经历，增加了他从事流行病学工作的优势。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在何观清教授的领导下开展了理论流行病学和疫情预测研究。崭露头角就创建了一种隐性感染者的数学模型，所研究的流脑预测获得了卫生部科技成果奖。其后研究的“传染病流行的Z－D现象”，还被纳入了流行病学词典。 　　1985年，曾光被委以重任，负责全国疫情报告管理工作。这一年首次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组织全国疫情会，刚刚出任全国疫情工作负责人的曾光，带领大家按常规在“噼噼啪啪”算盘声中汇总了全国疫情。会后，他提出了平生第一项建议，用计算机取代算盘做全国疫情统计。建议被采纳，组织实施的任务也交给了他。 　　“如果一个卫生防疫站只有一个人，他的任务就是报告疫情； 如果一个卫生防疫站只有一分钱，也要花在疫情上。” 　在SARS病房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疫情报告还很“原始”——各医疗机构将所登记的传染病报告卡，每月报给所在区县卫生防疫站；再逐级上报邮寄给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以曾光为负责人的疫情组；经汇总分析后上报卫生部。 　　疫情报告是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前提，而在当时远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全国2000多个县，缺报和报零的县就多达300多个。面对大片疫情报告盲区，曾光焦急万分。他深知，报告盲区往往就是疫情高发区。对敌作战，不了解疫情，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如何防控？！他打报告建议国家强化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通过各种会议呼吁重视传染病疫情报告。他反复宣传一个观点——“如果卫生防疫站只有一个人，他的任务就是报告疫情；如果卫生防疫站只有一分钱，也要花在疫情上。” 　　他连年组织疫情漏报调查，深入基层医疗单位查看病例登记，核查传染病报告卡，将疫情漏报调查结果与疫情缺报和报零的县名一同定时公布，促进各地疫情报告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一次，因为工作上的矛盾，某省会城市卫生防疫站坚决不向省卫生防疫站报告疫情，多方协调都不能奏效，影响了全国疫情汇总。曾光拨通了该市主管市长的电话，严肃地说：“全国疫情汇总因你市缺报而搁浅，请市长过问。”市长说：“我们马上把疫情报告给你。”曾光态度坚决地说：“不行！国家疫情库只接收省级疫情报告。你市必须将疫情数据报告给省卫生防疫站。”几个小时后，梗阻疏通，该市疫情数据报到了省卫生防疫站。 　　长期以来，总有些地方领导，或顾及业绩评价或为本地经济考虑而指示瞒报疫情。为此，曾光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依法报告疫情的重要性，宣传瞒报对人民健康的威胁，鼓励如实报告疫情，并与一切瞒报现象坚决斗争。 　　一次，某北方省份的一个县，有多名皮毛加工者患了布氏杆菌病（布病）。这是一个从未发现过布病的地区，首次发现新疫情，该是件多大的事情！而当地出于保护皮毛加工业考虑，竟然瞒下了疫情。曾光得知后很激动地向当地领导直言：疫情瞒报的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染疫的皮毛严重威胁人的健康！这样的皮毛卖到国外，可能断送掉全中国皮毛制品出口！他的劝导发挥了作用，该地如实报出了疫情。 　　我国人口众多，建立一支能组织应对重大疫情与紧急公共卫 生事件的现场流行病学指挥员队伍，既必要，又迫切。” 　 　 为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生授课 　　1998年夏天，我国南、北方地区同时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承担着国家救灾防病技术指导任务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竟派不出多少富有经验的现场流行病学专家。一些精于实验室科研的年轻专家被临时组织起来，经过半天时间的短暂培训而奔赴灾区一线。作为培训教员，曾光感到了一种重压。 　　1985年和1990年，曾光曾两次被派往美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习现场流行病学，接受培训。在国内救灾防病与疫情突发中，多次被派到现场指导卫生防疫。他深知，在疫情前沿需要怎样的现场流行病学指挥员。他多次呼吁，作为人口众多的国家，我国必须建起一支能组织应对重大疫情与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流行病学指挥员队伍。 　　1999年春节前夕，卫生部部长召集专家座谈。曾光为现场流行病学人才短缺放了一炮。他说，’98洪水过后，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但也暴露了现场流行病学人才短缺问题。他以他所在的“国家队”为例分析说：“只经过了半天专业培训，怎么能指导救灾防病工作？这次侥幸过关，长远怎么办？”他建议，“应该学习国外好的经验，平时就着手开展现场流行病学人才培训，形成由上而下的人才网络。需要时就能拉出合格队伍。” 　　2001年10月，卫生部开启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以调查处理各种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为大课堂，以特聘的数十名中外优秀的流行病学专家为指导，按照国际标准，通过“干中学”方式，打造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人才。立项之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予以资助，后来该项目列入国家CDC常规预算，并请来了美国CDC的高级流行病学专家，担任长期顾问。曾光具体负责了该项目的对外谈判和筹备工作，并出任项目执行主任。 　　这是一项全新的培训。所采用的培训方式称为FETP方法，即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先进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方式，起源于美国CDC。过去50多年间，美国CDC以此培养了大量出色的公共卫生人才，在全球疾病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光明确告诉学员们，通过两年的实践训练，你们不仅要具备国际训练所要求的8种能力，还要牢固建立中国学员的4种精神——敬业、团队、探索、求实。 　　近5年来，CFETP学员开展了数百项现场调查，几乎覆盖同期全国发生的各种公共卫生事件。其中包括SARS、人间禽流感、猪链球菌感染、麻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