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兴奋剂是现代竞技体育的一大“顽症”，杨天乐将他一生的心血灌注到这个领域，为的就是有一天中国不再因为兴奋剂丑闻而蒙羞。2006年2月14日在北京FIMS世界运动医学科学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杨天乐直言不讳：违禁药物的误服已成过去，中国当前的反兴奋剂斗争更为尖锐复杂。 杨天乐 求索路上，不倦不怠 　　 　　1951年，杨天乐进入大连医学院医疗系学习。有幸在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校深造，一直是杨天乐颇引以为豪的事情。现在，跟记者谈起母校的创办人、著名医学专家沈其震院长，杨天乐难掩崇敬之情：“沈院长是真正为中国医学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从敌占区和香港等地请来不少知名教授，为培养出新中国首批医学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师资基础。学校的教育质量非常好，很多学生后来都在各个领域脱颖而出。” 　　临近毕业，杨天乐得到组织上的通知：接受体检，准备出国留学。全年级140多个学生中，他拥有了四个名额的其中之一。他将被派往匈牙利研习运动生理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完全听从国家安排，”杨教授说，“从此，我与运动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7年5月，杨天乐成为了匈牙利PèCS医科大学生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生理学家里夏克院士攻读运动生理学及运动内分泌学。当时，匈牙利本国的学生都必须经过6～7年的大学课程，然后再工作5～6年积累经验，成为主治医师或讲师后才有资格考研究生，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年轻的留学生很不以为然，甚至相当瞧不起。在一次大白鼠肾上腺静脉插管取血的动物实验中，杨天乐操作的外科手术做得非常精细，让在座的老师同事都竖起了大拇指。通过不懈努力，他在匈牙利发表了多篇有关运动与垂体—肾上腺皮质方面的科研论文，并顺利通过了所有考试，最终赢得了导师的赞誉和同事们的认可。1961年4月，通过严格的匈文论文答辩，杨天乐获得了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欧美的博士学位）。在中国派遣的两批研究生中，他是第一个在匈牙利取得这一学位的中国研究生。 　　毕业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国回家，而当时正值国家困难 时期。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体育界就希望建立一个自己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但是苦于当时缺乏经费、设备、人才、技术等重重困难，很多人对此望而却步。1984年北京申办1990年的第十一届亚运会，亚奥理事会提出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中国必须承担亚运会的兴奋剂检测任务。1985年11月国家体委决定筹建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并责成杨天乐具体负责筹建、创办此中心。 　　一个国家的兴奋剂检测水平是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水准的重要标志，而筹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绝非轻而易举。 　　只剩下4年时间。在此期间，不仅要实现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从无到有，更为困难的是必须通过国际奥委会严格的兴奋剂检测资格考试。杨天乐回国后一直从事运动生理方面的研究，对于兴奋剂检测也是知之甚少，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基本没有涉足这一领域的专家。“如果中国无法承担检测工作，一方面难以向亚奥理事会交待，让中国人失了面子；另一方面请国外的实验室完成检测工作需要耗费大量外币，开销太大。”杨教授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杨天乐带领助手们，到各个高水平的研究单位考察并网罗高科技人才，寻求合作，然后一起到国外实地调查。但是，获知在3～4年时间内要通过极难的资格考试的具体情况后，这些单位纷纷打起了退堂鼓。几经周折，最后在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周同惠研究员的大力支持与承诺下，总算敲定了合作单位。 　　最初的难关渡过后，其他问题迎刃而解：大胆选拔、吸收、培养、使用年轻科技人才；千方百计建立禁药的资料库，搜集极难获得的标准品及有关试剂；派出去，请进来，吸纳国际前沿技术；争取条件、争取经费，精打细算、勤俭建设装备实验室；不怕疲劳，加班加点，努力工作。他领导下的团队，队员们心中有一盏明灯：“依靠自身力量建成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实现重要的历史突破，开创中国兴奋剂检测新领域，为国争光。” 　　最大的关卡出现了：检测兴奋剂需要建立标准品库和阳性尿库及各种兴奋剂的超微量检测方法。比如康力龙（stanozolol）是受国家管制的禁药，检测时需要有康力龙的标准品和阳性尿来对照。但是当时规定的兴奋剂种类就有一百多种，不少阳性尿极难找到。国外一般都是高价雇人服药以获得阳性尿样品，这需要大量的经费，并且准确性也不好掌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实验室的科技人员不顾严重的副作用，自愿义务以身试药，甚至一人服用多种药物。“当时有人呕吐、休克，还有送往医院抢救的，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有了完整的阳性尿库，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的建成似乎指日可待。 　　从1986年3月到1989年11月，经过国际奥委会5次预考和一次正式考试，实验室终于通过了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检测资格考试，成为当时世界上第20个、亚洲第三个、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国际奥委会确认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历时3年8个月，仅用了过去发达国家建成同等实验室时间（6～8年）的1/3。1990年北京亚运会，组委会的兴奋剂检查中心（兴奋剂检测中心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出色地完成了亚运会部的兴奋剂检查任务，包括准确地将国际奥委会进行质量控制的5个阳性控制尿样全部检出。开创了由主办国独立承担完成此项任务的亚运会历史，也为我国节约了40万美元。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及国际兴奋剂检测权威多尼克教授在视察了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后，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赞誉。为此，1990年检测中心受到了国家体委、卫生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嘉奖表彰，并发给奖金三万元，而当时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奖金仅一万元。 　　 荣誉面前，居功不傲 　 　 　1997年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 　　随着新的兴奋剂不断出现，检测技术也飞速发展。国际奥委会每年都要对它所承认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进行严格的资格复试，复试的难度非同寻常。近10多年来，不少国家的十多个实验室，曾先后因资格考试不合格被降格，由第一类实验室降为第二类实验室或被取消检测资格，其中不乏科技、经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瑞士、丹麦、澳大利亚等。1994年，日本东京和韩国汉城实验室曾被取消检测资格，但是，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建成以来连续16年通过资格复试，始终保持着国际一类实验室的资格。 　　在完成各类体育赛事兴奋剂检测任务的同时，实验室人员从没有忽视科研工作。杨天乐是我国最早从事运动内分泌方面研究的学者之一。1964年由他改良的“血乳酸超微量分析法”，被我国体育界作为经典分析方法广泛采用，对推动我国运动员训练监控及血乳酸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前后，他作为课题组长之一、第一完成人所完成的《我国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研究》为我国运动员科学选材打下了良好基础，填补了国内空白。这项成果1985年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0多年来，他先后在国内外发表科研论文近100篇（包括合作完成人）。2004年他被中国生理科学会运动生理专业委员会授予“中国运动生理学开拓者”荣誉称号。杨天乐作为课题组长之一、第二完成人所完成的《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实施》科研成果，1991年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两项奖是迄今为止我国体育科技领域中惟一的最高殊荣。 　　在1987～2001年期间，杨天乐先后亲自主持、组织并出色地完成了多项重大赛事的兴奋剂检查工作，包括：1990年北京亚运会、1996年哈尔滨冬季亚运会、1993年上海首届东亚运动会、2001年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及第六、七、八届全运会，第二、三、四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等。他还先后代表国际奥委会及亚奥理事会监督过七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七届亚洲运动会的医务及反兴奋剂工作。他所领导的奥运科研攻关小组，在多届奥运会为中国运动员反兴奋剂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连续三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未出现兴奋剂问题。他先后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备战奥运科研攻关及科技服务奖”特等奖（2000年悉尼奥运会）、一等奖（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二等奖（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他还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反兴奋剂骨干，并与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共同建立了一套与国际反兴奋剂接轨的反兴奋剂措施程序和尿样收集及人员培训系统。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杨天乐说，功劳不能归他一人所有，这其中凝聚着其他科研人员的心血。“在关系国家荣辱的事上，没有人会计较个人得失，他们都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遏制丑闻，任重道远 　　 和萨马兰奇在一起 　　谈起将来的反兴奋剂工作，杨天乐说，用一个词可以形容：任重道远。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的赛后药检中，中国代表队11个人15次被查出阳性，成为体育界的一大丑闻，这至今仍是中国体育的一块伤疤。当时，杨天乐的一个在澳大利亚的学生特意给老师发了个传真：“杨老师，我看了，心里实在太难过。”除了难受，杨天乐还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是负责中国运动员赛外检查的单位。 　　不少人指责他为什么出国前国内赛外检查没有查出阳性。事实上，当时运动员所用的兴奋剂双氢睾酮非常少见，世界上有检测资格的实验室从来还没有检测出来过。广岛亚运会上也没有查出来。但是东京实验室对这些尿样有怀疑却无法确证，就保留了尿样，亚运会后求助德国科隆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服用的是双氢睾酮。由于双氢睾酮服用后很快就能排泄掉，这说明运动员是在赛前很短时间内才使用，所以在出国前国内的赛外检查中是不可能检测出来的。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元老张长久曾这样描述兴奋剂检测工作的难度：“就好比在一个20×50米的标准游泳池中加入一勺糖，你必须在池子的任何一处都可以测到糖的存在。”兴奋剂按照化学结构和检测方法被分成7个大的组别，针对这些组别，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设立了6个相应的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