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羊城晚报报道，“公立医院要从‘国有民营’变回‘国有国营’才能杜绝医务人员的逐利行为。医疗卫生界与患者、与媒体的关系空前紧张，已成为时下最不和谐的声音，最后倒霉的还是患者。”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昨晚出席一个纪念“抗非”胜利的交响音乐会时接受本报采访，道出了他的忧虑。 　　为纪念“抗非”胜利，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钟阳胜提出采用交响音乐的形式，再现2003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昨晚在星海音乐厅首次公演，邀请了医疗界近百位“抗非英雄”出席。 　　钟南山最难忘的“抗非”一幕，是他的同事、一名瘦弱的女医生，冒着生命危险用担架把外院一名染病的救护车司机扛回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抢救，她对钟南山说：“我看到他哀求的眼神，他的求生欲望很强，我们应当尽力把他抢救过来。”这名重病人后来还是殉职了，他的名字叫范信德。 　　三年前医患共渡时艰所建立起来的信任，随着“医改不成功”的讨论，以及哈尔滨和深圳“天价医疗”事件逐步消解，最近还发生多起患者伤害医生生命安全的事件，医务人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 　　钟南山认为，出现如此紧张的局面，主要原因还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由于社区医院发展的不健全，人员素质差，老百姓小病也不放心，要上大医院。实际上，许多常见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完全可以在社区得到很好的医疗指导，尤其应当在社区实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这样就不必等到发展成重症才到大医院抢救，导致看病贵。 　　医院的市场化运作也令医务人员“重治疗轻预防”。钟南山说，自己出门诊时，就经常花大量时间精力为哮喘病人讲解防病科普知识，这样可以防止病情进展、恶化，但是这样一来，医院的经济收入就减少了，因此在一些医院，领导未必乐意医生去充当“健康知识传播者”，但这种不创造直接经济收益的预防医学恰恰是减轻医疗负担最有效的法宝。钟南山介绍，美国从1963年到1998年35年间，依靠对居民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冠心病死亡率下降59%、中风死亡率下降了64%，这些并不需要靠发展高精尖的医疗技术来实现。 　　“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对医务界非常不公平：先假定医务人员有过错，医院必须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没罪，这样怎么能不引导医务人员‘大包围’、‘大检查’？”钟南山希望，医患之间多一些信任与合作，少一些质疑和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