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许多中国的精英们从开放的国内走向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学习西方文化时，一批又一批金发碧眼的洋人们，却通过各种国际组织从欧美大城市静悄悄地来到中国，将他们的足迹伸进中国精英们急于逃离的穷乡僻壤，试图用他们的财富，智慧和仁慈，帮助中国人改变命运。他们的执著，一点也不亚于19世纪的传教士，尽管许多人并无宗教信仰。借用毛泽东当年的话：他们是一群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这期开始，本报特辟专栏，记录这些人在中国的喜怒哀乐，为的是让人们了解并记住这群特殊的洋人。 　　南希是一位美国的医学博士，今年40多岁的她已在西藏度过了12个冬天，在后海的一个酒吧里，记者见到了被西藏人民称为“保护女神”的南希，虽然岁月已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她依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女人。 　 　西藏之旅　改变了南希的轨道 　　南希第一次来中国是1990年，那时她33岁，正在斯坦福大学念医学博士，借学术休假的机会来中国，寻访东方神秘的文化和宗教。在北京驻足三个月后她去了西藏，没想到这一次旅行影响了她的余生。南希看到的，除了青藏高原上皑皑的雪山和古朴的牧民，还有当地人们落后的经济与生活，很多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无辜死亡，她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于是决定留下来。接下来的15年，南希走遍了西藏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她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世界屋脊广袤不为人知晓的村落，她的名字和形象被藏民们深深记住。 　 　在西藏过了12个冬天 　　1992年，南希在美国加州注册成立了智梅基金会(Terma Foundation)，专门为西藏医疗救助活动筹款。基金会的名字“Terma”取自藏文“德玛”的谐音，有“保护女神”、“传统智慧”、“用科学知识来求生存”等多个古老的含义，这些意思也是智梅基金会的宗旨。1993年，基金会开始正式在西藏做项目。 　　中国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智梅基金会的最初四年完全依靠南希一个人在打拼。因为刚刚从学院里出来，人际资源远远不足，又是光有一腔热血毫无社会经历的医学女博士，没有人愿意捐款。南希只能在急诊室找一份临时性的工作，没日没夜地奋力抢救病人。急诊室的工作虽然很有挑战性，但也是最脏最累的，常常通宵加班，可以说，南希把自己的青春和体力都搭上了。原本南希可以得到更高薪、更轻松、环境更好的工作，但那些工作都要签订长期合同，这一点南希做不到，她要尽快存够了钱去西藏，那里的病人正等着她，西藏孩子的眼睛正向她张望。 　　就这样，几乎每年的4月至9月——就业募捐的高峰期——南希在美国累死累活地打工，节衣缩食把钱存下来，然后带去西藏；10月至次年3月，西藏最寒冷的冬天，她穿行在冰雪交加的高原，把自己辛劳汗水换来的钱再换成药品，用在病人身上。 　　南希一共在西藏度过了12个冬天。每一年春夏，西藏迎来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南希此时正在加州的急诊室里彻夜忙碌；每一年秋冬，万物败落萧条的时间，西藏人民迎来了他们的“保护女神”——南希。 　　记者让南希说说西藏的冬季，她沉默了很久，最后放声大笑。这笑声背后是她经历的常人无法体会的痛苦和磨难。“白天还好，日光充足。到了晚上，我们只能把所有的衣服都裹在身上，颤抖着进入睡眠。温度低的时候电脑都不工作了，手伸出来就开始发抖。屋子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木炭很贵，烧煤取暖会有很重的煤气。这两年虽然有了电炉，但一插上插销电路就不堪负荷，‘啪’的一声连灯一起全灭了”。南希边回忆边大声笑着，“我们只能靠喝热水，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说：‘快！热水！快给我一杯热水！’”所有的辛酸南希都一笑而过。 　　 筹款之路日渐起色 　　 　　1990至1994年，南希所有援藏经费都来源于自己的薪水，每年大约投入3万至4万美元。之后的6年情况略有好转，1994至2000年，南希只需将个人收入的30%放入基金会。2000年至今，基金会已经可以独立筹款运作，并支付南希年薪8万美元。“这个数字其实是很低的”，南希说，“在美国，医生的平均年收入为30万美元，8万相当于一个普通护士的工资。” 　　当记者问起“在美国募款是否容易？”的时候，南希深吸了一口气说：“很难。你向200个人发出请求，可能只有1个人会同意。首先你要获得人们的信任，让他们放心捐款将被诚实使用；此外，募捐的难易和整个国家经济环境有关，虽然我们的故事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募捐情况也逐年好转，但2005年美国的经济下滑，人们也捐得少了。” 　　15年间，智梅基金会为西藏地区儿童健康项目一共筹集到700万美元，其中最近3年平均每年接近100万美元，这其中包括现金、医疗设备和物资。南希介绍说，非常感谢挪威政府在最近3年的持续资助，他们的资助占总金额的一半；另外也有一部分捐助来自个人，多数是妇女，她们对儿童怀有深切的同情。此外，南希利用每一次与公众会面的机会向她遇到的人们寻求帮助，有些欧洲的医药公司会免费或者低成本将医药和设备捐赠给基金会。 　　如今智梅基金会在加州有5名员工，在西藏办事处雇用了9名全职工作人员，都是本地人。南希每年会组织一批外国志愿者援藏。 　　 弗朗索斯被南希的哭泣感动了 　　 　　弗朗索斯曾经是“医生无国界”西藏分部的职员，一天晚上，弗朗索斯看见南希倚在墙边哭泣，于是她走过去给南希递了一张纸巾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哭，但我知道你一定遇到了困难。” 　　南希描述自己的性格是：乐观、坚持、勤奋、不怕牺牲。她还说自己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记者与她聊天的过程中一直有她爽朗略带调皮的笑声作伴。 　　但是自从做了NGO、来到西藏之后，她常常哭泣。不是因为思念家乡，而是她的项目计划常常被当地卫生机构拒绝。听了一次又一次“不行”的回答后，她真的承受不住了。她和来自比利时的弗朗索斯就是这么认识的。后来，弗朗索斯加入了智梅基金会，一年有11个月待在西藏。 　　智梅基金会15年的西藏经历中，头12年是快乐而和谐的。无论是地方政府、医疗机构，还是当地百姓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位褐色头发性格开朗的女医生的到来。这段蜜月般的时间里，南希和西藏自治区卫生厅以及外事办的领导们关系都很好，与西藏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肺结核专科医院等合作开展了各种医疗救助和疾病防疫活动。随着时间的流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外大型善团开始进入西藏，资金、实力并不雄厚的智梅基金会似乎开始有点不受重视了。 　　2002年，智梅基金会与西藏昌都地区防疫站签了一个三年合同。2005年6月，合同到期之后，智梅基金会的工作基本呈停滞状态。弗朗索斯说，这个项目进行得十分困难，所以基金会也不想和防疫站续签合同了。因为昌都在西藏属于非开放地区，外宾每次进入该地区都需外事办下文件批准，而且手续十分繁琐。智梅基金会西藏办事处员工旦吉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基金会正努力向卫生厅申请开展肺结核防治项目，但卫生厅对此态度并不积极，认为政府对结核病投入的资金已经足够大了，基金会的这个项目似乎并不重要。 　　 与藏区结核病作斗争 　　智梅基金会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每年救助10万个病人，有时候南希一天就要看200个病人。 　　据旦吉介绍，自去年6月基金会合同到期以后，仍有大量的藏民从各地慕名远道而来，向智梅基金会寻求帮助，截至日前，基金会已经接受了300多位病人，其中大部分是结核患者。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初步诊断，然后送往医院治疗。基金会为他们支付一切住院费和治疗费，对于家境困难、病情严重的患者，出院后将继续留在基金会的“结核屋”慢慢康复，并免费为他们提供吃、穿、住。“结核屋”目前住着7个病人，每月人均开支500元。住院治疗人均花费5000至20000元。 　　翻阅最近3年的工作报告可以看出，母子健康、儿童生存、妇女和生殖健康、营养以及传染病防治一直是智梅基金会致力的6个领域。然而基金会2005年的中期报告有很大改变，“消除结核病”已经位居各项目之首，成为基金会医疗活动的重中之重。 　　2005年1月，智梅基金会与西藏昌都防疫站、西藏结核病控制中心合作开展了结核病流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西藏自治区每10万人中结核患者高达1800人。以此推断，藏族居住最密集的昌都地区就有12000名结核患者。此外，儿童患者几乎未能报告也没能治疗。 　　智梅基金会经过多年对结核病的观察发现，2002年之前，结核病发病人数每年增加100至300例；2002年以后，平均每年增加900至1000例。基金会与防疫站3年合作期间，共诊断出2978名新病人。 　　一位医学专家告诉记者，结核病是影响中国人健康的一大顽症，1980年以来，全世界的结核病出现回增趋势。中国是世界上结核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每10万人群中有246个患有结核病，位居世界第二位。结核病需要长期服药，药物疗程在6至9个月。很多患者眼看病无大碍，能下地干活，往往忽视了自己的病，没有坚持服药，结果结核病菌在体内复发，危及生命，人们的防治观念太淡薄，确实需要提升。世界银行有一个成功的全球结核病免费治疗项目，但中国只有10个地区纳入到该计划中，西藏不在其内。据悉，这个计划的中国项目已于2年前停止。 　　在社科院社会学所杨团老师的引见下，南希会见了中华慈善总会的项目负责人，看是否有合作的机会。慈善总会项目官员常寒婴说，这次会面总体上谈得还是不错的，慈善总会在西藏的项目不多，也希望在西藏开展更多的活动，但是西藏是敏感地区，总会对智梅基金会了解不多，还需要进一步磋商和实地观察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南希已经邀请总会和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工作人员去西藏的办事处考察。“这样的女白求恩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爱护。”杨团老师如是说。 　 　要在西藏继续做10年 　　 　　问她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时，南希说：“是，每一次快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我都会后悔，但是每一次后悔之后我还是会回来，我的父亲一直跟我说‘人受教育之后应该回报这个世界’，学医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痛苦，贫困的人遭遇不幸都会让我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