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与医学上的一些新概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他把卒中单元引入中国，是他最早提出脑血管病规范化治疗的理念，是他创办了有八千多名医生参与的北京神经病学学术沙龙—— 读健康报与天坛医院结缘 　　一个人的命运有时会在偶然间发生转变，但这种偶然往往蕴藏着必然。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专家王拥军教授的经历就如此。 　　1999年初，还是北京宣武医院一名副主任医师的王拥军到美国学习。当时他在阿肯色医科大学工作，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血管生物学相关的基因研究。在培养的无数细胞中，王拥军尝到了发现的快乐，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异常优越。“然而一名临床医生长期不能接触病人是痛苦的，”王拥军说，“每周只能跟导师查一次房，没有临床实践的机会。尽管美国的实验室条件特别好，收入也不错，可这种日子不是我想要的。” 　　当痛苦不能自拔时，王拥军习惯开车到小石城郊外的阿肯色湖边，当湖水和泪水交映在一起的时候，王拥军终于下了决心——他要回国。 　　身在美国的王拥军每天都从网上浏览健康报，那是他了解国内健康信息的惟一途径。2000年4月，他看到健康报上一则招聘启事：天坛医院招聘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做了简单的准备后，王拥军启程回到国内参加了应聘。在无数应聘者中，国内著名专家组成的评委小组最终选择了王拥军。年仅38岁的王拥军成了天坛医院神经科历史上最年轻的科主任。 　　天坛医院给了他广阔的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展示他的才华。 　　当时，天坛医院神经内科有110张床位，硕士毕业生仅有8位，50名医生中不到20％的人有研究生学位。当时，王拥军想做的是：改变科里医生的学历现状。他没有直接上任，而是用了一个月时间，在科里搞调研。他找科里的每个人谈话。谈话的内容是：您对科室发展有何建议？您要发展需要科里帮什么忙？谈话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对方有倾诉的愿望，王拥军就一直让他说下去。最长的一个人和他谈了3个多小时。就这样，50个人谈了一个多月，此时，他对每个人的要求、脾气心中都有了数。 　　然后，王拥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大家把当科主任作为惟一前途的现状。他把神经内科分成8个专业组，脑血管病、痴呆、帕金森等，每个专业组有个带头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都可以报名，给这些带头人充分展示才华的机会。如开全国帕金森的学术交流会，因为王拥军是科主任，会议组织者就会通知他参加，但帕金森不是王拥军的专业，此时，王拥军坚决会把机会让给搞帕金森研究的人。 　　把舞台留给别人，这种宽阔的胸怀，使王拥军日后拥有了更多事业上的伙伴。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中有70％是研究生，该科自己培养的博士研究生超过了30名，科室从110张床发展成至200张床，是国内较大的神经科之一。 　　 医生也是管理者 　　 　　王拥军的名字是和卒中单元连在一起的。是他把卒中单元这个概念引入中国，是他在北京天坛医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卒中单元病房。 　　医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大部分医生对它的回答是，不就是治病嘛！其实不然，如果单纯治病，这个医疗模式就不是以人为本的。 　　王拥军认为，医疗的真正目的是使病人和家属的满意度提高。而满意度的提高来自四个方面：第一，疾病的好转是基本的要求，没有疾病的好转不可能满意。因此医术是第一个支撑点，但是单纯的医术是换不来高满意度的。第二，要有优质的服务。第三，医患沟通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沟通，患者可能不理解医生的一些做法。第四，优美的环境。 　　王拥军就是这样，他经常用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着一个个难题，得到一个个不同常人的理念。如王拥军有一个观点，“医生就像公司的经理一样，也是一个管理者”。 　　为什么这么说？王拥军进一步向我阐述他的观点：比如一个人要住院，住院押金是一万元，当病人把这笔钱交给医院后，钱就由医生来替他管了。医生要替病人理财，把押金当成自己的钱，就知道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老百姓挣钱不容易，城市下岗人员基本保障每个月才几百元，农村病人就更没有保障了，一万元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如果医生和病人有沟通，就知道病人的经济状况、期望值及其在医疗上的最终要求。有了这样的沟通，双方才能理解。因此，医疗的目的不单单是治病，在治好病的同时还要使病人和家属的满意度提高，这就是“卒中单元”模式。 　　说起卒中单元，王拥军如竹桶倒豆子：“卒中单元起源于半个世纪之前的欧洲，很早就开始了推广，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卒中单元发生了浓厚兴趣，通过一系列活动推行组织化卒中医疗的发展。卒中单元不是一种单纯的疗法，而是一种理念，是病房管理体系。其基本理念体现在规范化的治疗、多学科的合作、对医务人员和病人及其家属的教育和培训以及康复的早期介入。它体现了对病人的人文关怀，把病人的功能预后以及病人和家属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的临床目标，而不像传统的治疗方法只强调神经功能的恢复和影像学改善。” 　　2001年，在人文关怀的理念下，王拥军在天坛医院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卒中单元病房。该病房以先进治疗手段使病人病情得到好转为基础，通过良好的沟通及服务来达到病人及家属满意的近期目标，远期目标则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王拥军领我来到天坛医院标准的卒中单元病房，我们穿过宽大走廊来到坐落在东北角的40多平方米的肢体康复室里，平衡杠、减重平板、平衡训练仪、训练床、训练楼梯以及多功能训练箱等一应俱全，一位中年女病人半躺在训练床上正在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做上肢运动。推开对面的语言室和心理室，王拥军指着办公桌上的仪器对我说：“这是计算机支持的语言评价和语言治疗设备，那台是计算机支持的心理评价和心理治疗设备。”病房东部，是重症监护室，几位重症病人正在进行监护治疗，他们的生命体征画出的曲线一起展现在护士台上的电脑屏幕上，同时进行的还有血氧饱和度的监测，和对溶栓病人的监护。 　　“卒中单元的开设，大大地提高了脑血管病人的治疗效果，它使病人死亡率降低15％，致残率降低30％，神经功能每好转一个等级，就可以为病人节省1000～2000元。同时，病人及家属的满意度也大大提高。”王拥军如数家珍地说，“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下，很多疾病是没法做到完全治愈的，那么改善病人的生存质量也是一个医生重要的工作”。 　　卒中单元建立之后，王拥军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努力让这一全新的理念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2004年4月，在王拥军的带领和中国医师协会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中国卒中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的最终目的有四个：第一，促进治疗的标准化，按照循证医学标准化的指南来实施治疗。第二，提高溶栓的比例。第三，降低病人的费用。第四，提高病人及家属的满意度。该项目得到了卫生部的大力支持，并被纳入了卫生部的“十年百项”项目。为配合这一项目，2004年和2005年在全国建立了4个培训中心，分别设在北京天坛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海华山医院以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这四个培训中心都肩负着三项工作：招收学员、培训骨干、全国城市巡讲。其中最大的一项工作——全国城市巡讲，于2005年5月15日启动，至2005年底，共巡讲了20个城市，南至广州、北至乌鲁木齐，在最后一站——郑州巡讲时，学员达到了900多人，为规模最大的一次。半年的巡讲共培训神经内科医生1万1千人，覆盖了我国神经内科医生的一半之多。 　 　临床医学必须靠团结合作 　　 　　在美国小石城的日子里，王拥军每个周末外出都要经过一条河。过河的桥上有一条横幅，横幅上写到“上帝说，我们需要交谈”。就这句话，让王拥军感触颇多，也让王拥军明白：生活中人与人需要沟通和交流。“在美国，人们工作的方式和对资源共享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我所工作的研究所，每个人都可以打开大楼任何一间实验室的门，共同享用。开始这让我很惊讶，那时，国内的情况是，大家都拼命地把自己实验室装备得很齐全，然后拿好钥匙，这里只归我科所有。而美国的实验室的做法，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开放，什么叫合作。”王拥军对我说。 　　这一开放的思维和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日后在国内一展身手的王拥军。 　　近些年来，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上升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第二大类疾病，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专家队伍来治疗这类疾病。而国内神经内科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让王拥军十分焦虑：如一位病人找同一所医院同一科的三个大夫看病，结果三个大夫开了三张不同的处方。如果在美国，美国的医生在与病人沟通时会对病人说，指南上怎么说，我怎么给你治疗。王拥军意识到，应让全国几万名脑血管病相关专业的医生遵循一套规范的治疗标准。于是，他组织国内27个脑血管专家，耗时一年多，编写出中国第一部卒中临床指南，使脑血管病治疗规范化。该书一出，大受基层医生的欢迎，武警水电第二总队医院神经内科医生严亦平说：“这（《BNC脑血管病指南》）对脑血管病的系统诊治很有帮助，完善了我的神经内科知识。”现在该书已发行了5万多册。 　　王拥军经常在同行中推广他的理念：“临床医学一个人是干不了的，大家必须团结合作。” 　　1998年1月6日，在王拥军、张微微、张茁等几位神经科临床一线专家共同倡议下，北京神经病学学术沙龙（BNC）成立了。 　　BNC的专家委员凝聚了我国神经病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参加BNC活动的成员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线临床医师，总参加人数达8852名，已经成为国内非常有影响的神经病学学术活动方式。在成立的8年里，BNC为神经病学领域的年轻学者、临床医师与专家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他们举办了3次京沪神经病学学术沙龙交流活动，加深了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之间的学术机构的交流。BNC专家6次深入到西部偏远地区，促进和支持了西部神经科学的发展。BNC发行的书籍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先后发行了我国第一部反映卒中单元现状的专著《卒中单元》及《现代神经病学进展》、《BNC脑血管病指南》等，每一次发行的书籍都能成为临床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