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一是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做出过较大贡献。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注意到艾滋病在中国悄然蔓延。1998年，何大一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曹韵贞教授、武大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等艾滋病防治专家联手，在河南、云南等地启动艾滋病防治和监测。

　　11月18日，美籍华裔科学家、世界著名生物医学研究专家何大一博士莅临武汉大学，参加在该校召开的为期两天的现代病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何大一在这个会议上与国内外160位病毒学专家及工作者，交流了非典病毒等新生病毒及艾滋病、肝炎等严重病毒的科研成果。会议结束后，记者对何大一博士进行了专访。

　　何大一说，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国无论是综合国力的整体提高还是科技的高速发展，都让世界感到震惊。中国应该把人民的健康放在更高更重要的位置。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更多的传染病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一定要在应对重大病源微生物的威胁方面逐渐成长起来。“毕竟，没有健康何来繁荣。”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地与日趋严重的艾滋病流行进行斗争，据专家估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有将近百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免费病毒测试、鼓励使用避孕套、推广一次性针头等一系列措施出台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了解并主动采取措施预防这一疾病。记者针对艾滋病流行与防治，与何大一对话如下。

　　记者：欢迎您来到武汉大学，您在这次现代病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了很好的发言，能否谈谈您的感受？下面，您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何大一：国内外众多顶尖病毒学学者来参加这次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现代病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和他们探讨病毒学研究的问题。我做了多年的HIV方面的病毒研究，我知道，只有在国际合作的条件下，才能取得重大的突破。另外，我乘回国的这个机会，要对艾滋病的发病、防治、传播途径等问题向国内的老百姓做一些宣传。

　　记者：您经常回国吗？您对目前国内艾滋病防治工作有一些什么了解？

　　何大一：在近几年里，我每年都要回来好几次，回国后主要奔波于云南、河南等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地区，中国正面临着艾滋病的严峻挑战，我想我有责任回国给他们以帮助。

　　记者：根据您多年来对艾滋病的研究，以及与病人的接触，您觉得国内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应该特别注重什么？

　　何大一：我从1981年开始对艾滋病进行研究，20多年过去了，在世界病毒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有效的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和药物。我在科研治疗中发现，要通过媒体、教育等途径让人们真正的了解它。

　　记者：您在1996年被评为了《时代杂志》的风云人物，现在您和您的鸡尾酒疗法已经享誉全球，鸡尾酒疗法对于艾滋病患者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大一：鸡尾酒疗法的研制是从1994年开始的，1995年开始试用，到了1996年已经有了一定的效果。我们所说的鸡尾酒疗法是一种中药的合成，在患者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疗法只能减少患者体内的病毒量，使病毒在体内能够得到控制，从而延长患者的生命，它并不能治愈艾滋病患者。

　　记者：据了解，在国外鸡尾酒疗法的费用很高，只有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才能享用，而目前艾滋病患者在贫困人群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面对同样宝贵的生命，这些贫穷的人无钱使用鸡尾酒疗法，您觉得有什么好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何大一：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艾滋病的患者恰恰都是在生活贫困的人群中，而他们因为患病，生活不能自理，找不到工作没了生活来源，这使他们的命运越来越糟糕，来自社会的捐款是远远不够的，特别像河南、云南等贫困地区更需要政府的帮助，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来运作。在美国需要治疗的患者平均每年需要花费5万美元，在国内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300至500美元就够了，而且价格将会越来越低。目前我们和国内很多病毒研究机构在合作，主要是在病毒免疫学和基础学方面研究合作。

　　记者：这几年在国内从事防治工作，您觉得国内的民众对艾滋病是怎样的态度？很多人一听到“艾滋病”这个词就产生恐惧感，害怕看见艾滋病人，害怕碰病人用过的物品等等，您对这种观点有何看法？

　　何大一：很多老百姓都不懂艾滋病病毒，会害怕，回躲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对于这种病，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只有三种途径：第一是通过血液传播，二是通过母婴传播，三是通过不洁的性行为传播。其他比如和患者坐在一起，一起吃饭，与他们说话等等都不会被传染。这种病毒一旦离开了人体就无法存活，而且也只能在人体中存活传播。我的老朋友，武汉大学的桂希恩教授就是一名负责的医生，他曾经把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里进行医治，和病人共同生活，一个桌子吃饭等等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只有公众更全面地了解了，才能更好的面对和关怀。从下周开始，我将以一个代言人的身份，通过电视媒体把艾滋病防治的宣传片传播出去，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问题。

　　记者：这些年的研究成果给您带来了很多的荣誉，您是怎样看待这些的？

　　何大一：得到这些荣誉，得到公众的承认，使我们在代表艾滋病人说话的时候显得更加有力，有了成果可以做更多的贡献。现在，我觉得自己的责任越来越大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一颗中国心，我希望千千万万同胞都能健康生活。

　　记者：您是一位开拓者的榜样，您来武汉大学后，这里的学生对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您对他们想说些什么？

　　何大一：我是第三次来到武汉大学，这里的学生很优秀，他们的热情给了我们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国家病毒实验室在武大的建立，这为我们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自己在朝前走，我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我不希望他们去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他们应该也能够去做他们喜欢的事，而且要有热情去完成，如果没有热情就不会成功。

　　在采访结束时何大一说，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无论是综合国力的整体提高还是科技的高速发展，都让世界感到震惊，这一切都使得人民的健康已经被放在了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上。中国一定要在做好应对包括艾滋病病毒在内的重大微生物威胁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来之不易的繁荣局面。

　　19日，记者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见到了参加现代病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当时，他正与何大一博士进行交流。记者对桂希恩进行了简短采访。桂希恩因为最早关注河南一艾滋病村的患者，多年来为其奔走呼号，给他们提供无私的帮助而成为公众人物。

　　记者：桂教授，您好，您是从什么时候与何大一博士开始合作的？

　　桂希恩：我以前学习过何博士的文章，他为国内艾滋病防治工作做了很大的贡献。

　　记者：目前您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面临的新的问题有哪些？

　　桂希恩：近几年国内严厉打击了非法卖血活动后，通过血液传播的途径已基本被阻断，我感到很欣慰，但性传播却在增加。最近，我们发现了几例大学生因为不洁的性行为而染上艾滋病，所以，在大学生思想认识上要加强教育。病毒通过吸毒的传播也是一个大问题，通过对吸毒者的遏制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特别关心儿童被感染艾滋病情况，在防治工作中应该首先关注儿童，对于妇女儿童艾滋病的防治要放在首位，儿童的感染主要来自母亲。

　　记者：在国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目前有了哪些新进展？

　　桂希恩：政府在防治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艾滋病患者可以在中国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免费的检测治疗。卫生部专家组在湖北省的调查，随州、襄樊等地区在防治工作中都做得非常好。目前从事艾滋病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也非常多，中国目前的情况比非洲地区做得好，但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据卫生部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国内艾滋病患病人数达到84万，但有很多患者隐瞒病情对于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利。

　　记者：目前，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解，这给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您觉得整个社会应该怎么做？

　　桂希恩：全社会都应该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给予重视和关心，特别是开展艾滋病防治的教育。我常说：“你们现在到底是去做几千万的艾滋病人的后备军，还是团结起来铸成防御艾滋病的钢铁长城？不进则退，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很大的灾难，经受住诱惑，最重要的是首先战胜自己！”现在的大学生宣传队伍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全社会都来关注，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难以战胜它。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还有德国海德堡大学病毒学系主任、丙型肝炎病毒复制子模型的创建者RalfBartenschlager、西班牙国家生物技术中心教授、冠状病毒专家LuisEnjuanes、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高福、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曹韵贞教授、副主任张林琦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