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王老师，您真的离我们而去了吗？这些日子，我总是不停地问着自己。 　　抑制住悲痛的情绪，打开工作日志，我找寻着您患病后，特别是最后一年的生命轨迹。 　　2000年9月，您作为马来西亚政府多媒体超级走廊顾问小组成员，赴马来西亚开会，回国后又赶往福建，连做三场报告，回到北京便病倒了。低烧，胸闷，肺部阴影不散。10月初经反复检查，大夫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中晚期肺癌！需要立即手术。事隔仅两天，您就写下遗嘱，面对残酷无情的宣判，您异常冷静，对战胜病魔充满信心，在遗嘱的开篇您这样写道：“人总有一死。这次患病，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轻度工作的水平，我还能为国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您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您的乐观态度和积极配合，加上大夫精湛的医术，使手术取得了成功。然而一年后，病情再次复发，您以更坚强的毅力，忍受着化疗、放疗以及其他治疗带来的巨大痛苦，与病魔展开了顽强搏斗。五年间，肿瘤不断转移和复发，共接受化疗9个周期，放疗115次，热疗20次……您像当年科研攻关那样，记录下每一次治疗过程和反应，自己没有力气记，就让夫人陈堃銶老师帮着记，光化疗的反应就记了25种！您始终清楚自己的病情，时常与大夫和护士们讨论，那轻松的样子好像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别的病人。您以科学的态度，关注世界癌症医疗技术的发展情况，只要经临床试验有效，您愿意尝试任何一种新药。 　　患病期间，您常常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有时放疗刚结束便赶往会场。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您关心人民政协的工作，积极参政议政，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建言献策。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您关心九三学社的自身建设，关注发展优秀的年轻人才。但您常为自己占了位置没做什么工作而愧疚。作为全国政协京昆室主任，您呼吁抢救昆曲艺术，弘扬京剧国粹。更多的时候，您是从一个科学家的眼光出发，倡导自主创新，呼吁尊重人才，强调科学技术与市场相结合。您在《制定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建议国家中长期规划要把掌握核心技术作为高新技术发展的重中之重，要大大加强对我国原创技术的支持力度，应把人才培养和建设良好的科研环境作为重要内容。您从国家最高科技奖和北大给您的科技奖励中拿出900万元，设立“王选科研基金”，支持所在单位有市场前景的科技创新项目。您对这些项目如数家珍，在家休养期间经常打电话给科研骨干，询问技术开发和项目进展情况，鼓励他们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有位您的博士对我说：“王老师的谈话太有感召力了，每次听完，我都像打了强心剂一样，充满信心和干劲！”香港《明报》的排版项目开发时间紧，任务重，开发人员连续加班加点，您对他们汇报项目进展情况的邮件每封必回，都是用醒目的红色大号字体加油鼓劲。为了激励大家，这个部门每隔一段时间便评出优秀开发人员和团队，大家希望您在奖励证书上签名，以示珍贵。您欣然应允，每次都在十几份奖励证书上郑重地签上名字。直到最后一次，因实在拿不动笔，才让我盖上您的签名章。 　　2005年，病情进一步恶化，病魔引起的疼痛时刻啃噬着您，由于腹部肿瘤压迫，腿肿得厉害，行走困难，已很难出席公务活动。您便拿起笔，强忍病痛，写下《自主技术产品出口的若干思考》、《试谈科研成功的因素》、《自主创新要有超过外国人的决心和信心》等2万余字的文章，让我联系发表在报纸上，您要尽最后的力气，把自己多年来自主创新和科学研究的经验和方法留给世人，奉献国家。 　　6月14日，您在《科学时报》上发现一条假新闻，报道某项目获国家大奖，您立即写信给科学时报社查问此事，结果发现是一家骗子公司假冒国家奖励办的名义行骗。您认为此案性质恶劣，建议公安部门立案查处。 　　8月16日，病情稍有好转，您来到中南海参加中央就十一五规划召开的民主党派高层协商座谈会议。递交了两点建议，呼吁“国家科研经费应重点投向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您强调，“真正对国民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往往是少数科研团队，我国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不能令人满意。现在有些不良风气，一些单位千方百计争取项目，弄钱，因为评业绩时获得的经费数目也是一项指标，而且科研经费还可以个人提成。不少单位从未有过可应用的成果，但可以凭关系不断获得经费，‘公关’能力往往比科研‘攻关’能力更重要。这种现象对于真正能出大成果的团队是很不公平的。现在的关键是要建立科学、公平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努力实现更好的投入产出比。”您还呼吁国家提高与科技相关的执法水平，大力打击软件盗版，扶持国产软件。 　　9月20日您接受《科学时报》关于院士增选问题的采访。因为根据国外的调查和分析，科学家最具活力的年龄段是25岁到45岁，创造颠峰的年龄是37岁。所以您在采访的前一天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年龄作了仔细统计，发现科学院院士小于60岁的只占7%，工程院小于60岁的只占5%。所以您对记者说，大多数院士已经不在创造的高峰期。强调院士未必总是学术权威，有些没选上院士的科学家也做出过重大贡献。您呼吁“社会和院士要用平和的心态对待荣誉，学术界要人人平等。”您还说：“我的这些话，可能有的院士不爱听”。 　　您还猛烈抨击增选院士中的不正之风。您说：“有的人为了当院士，霸道地把别人的功劳归自己。比如项目评国家奖，只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公关工作，或基本上没做什么工作，只参加过一、二次方案讨论，却要排在第一；有的在文章或著作中，既没写一个字，也没提出过什么思想，却要署名，甚至署在第一名。其他人为了提职或学位，或为了有立足之地，不得不顺从。这样的人当了院士就更霸道了”。 　　10月14日，您又交给我一篇文章，题目是《给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文章长达约7000字，密密麻麻写满8页A4纸。通过分析电子计算机诞生60年来计算机领域重大发明的产生过程，您指出，“所有这些重大发明均来源于一个、二个或三个杰出科学家的奇妙构想”，“这些重大发明的提出者大多为3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仅20多岁”。您从中总结出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有益启迪，包括“接触技术发展和需求两个最前沿，创新的机会将大大增加”；“明智和有远见的领导促进重大发明的产生和实现”；“努力实现创新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等等。特别提出：“要让优秀人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解脱他们的杂事和各种干扰（例如频繁的评估），使他们心无旁鹜地埋头创新，只有长期积累和专注才能出大成果；优秀的科研领导人和管理者在创新过程中至关重要。他们应有战略眼光，并且爱才如命，把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手下成员的才华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您在文章最后强调：“我国并不缺乏优秀人才，关键是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那些最有创造力和活力、团结拼搏的优秀团队。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确定主攻方向是绝对必要的，但有些成果是无法事先规划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不是规划出来的。有时选择人比选择项目更为重要，因为有了人会创造出事先想不到的重大方向。”您还专门写了一张字条给我：“小丛，录入校对后投光明日报，文章较长，最好不要删，不行，两次登。另外，把文章分别E-mail给林建华副校长和北大主管科研的李晓明同志，加上下列话：‘我已无能力写学术论文了，只能卖点狗皮膏药，送给你，不要讲客套。诚请批评指正。’”看到这些话，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您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10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发表，您看后高兴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公报把自主创新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共有6次提到这一问题（其中三次提到‘自主创新’，一次提到‘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一次提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一次提到‘形成一批拥有自主产权和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说明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抓住了今后发展的要害和关键。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感到特别欣慰，表示坚决拥护。” 　　10月20日，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来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和方正集团考察“网络出版项目”，您听说后，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单位，恳切地对马颂德同志讲：“创新型的企业要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企业的技术发展与政府支持是分不开的。网络出版是代表印刷业未来前景的重大方向，很希望能够得到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使这一技术像当年的激光照排一样，在新的技术革命中起到主导作用。”在场的工作人员担心地问我：“王老师怎么这么瘦？声音怎么这么微弱？”我不敢告诉他，您是吃了止痛片来的！我更没有想到，这是您最后一次来办公室，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两天后，您住进医院，又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治疗。治疗结束后，您坚持要出院，大夫没办法，只好放您回家。然而仅仅两周后，11月中旬，您便因呕吐不止再次住院，很快便不能进食，大夫只好在您的鼻子里插了两根软管分别通入胃和肠里，靠鼻饲输营养液维持生命。时近年底，计算机研究所按照惯例要召开年终总结大会，您已不可能出席，但仍惦记着您的同事，惦记着您未了的事业。12月29日，您强打精神，要陈老师帮助录下一段讲话，拿到会上放给大家听。其中一位同志的名字错了，您坚持再录一遍，短短三分钟不到的讲话，竟花了20分钟才录好！汗水顺着您的额头直往下流！您在讲话中说：“我知道有不少同志在日夜加班，奋力拼搏，在此，我要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向你们深深地鞠躬！今后我们还要坚持科研为应用、为社会服务的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声音虽然含混，但透着亲切坚定。同事们听了，既感动又难过，问我，“王老师的声音怎么模糊不清”？当时为了不让大家担心，我只好用录音效果不佳等理由搪塞过去，心里却比刀绞还难受，鼻子里插着管子，声音怎么可能清晰啊！当时更没想到，这是您留给大家的最后声音！ 　　2006年1月3日，新年的气息在空气中回荡，您觉得精神稍好一些，忽然想起一个月前，《科技日报》曾请您为报社成立二十周年题词。您平时总自谦“字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