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美洲美丽的国度秘鲁，中医药之花顽强绽放。19世纪中期随着华工来到秘鲁的中医药，从无到有，再到被秘鲁民间接受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

　　华工带来中医药

　　从1849年起，契约华工也就是所谓的“苦力”分批从澳门口岸源源不断地漂洋过海，踏上秘鲁这块陌生的土地。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十年，人数多达十万之众。在早期来到秘鲁的华裔移民中，大多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各行各业的手工匠人。他们在秘鲁种植甘蔗和棉花，以及后来传入的水稻，还有的修铁路、挖鸟粪。

　　大量华工的到来，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非洲黑奴解放后引发的秘鲁劳动力奇缺。华工分散在秘鲁沿海各地农庄中，工作繁重，生活苦不堪言。农场主们通常沿用对待黑奴的方式对待华工，华工生病时只能靠少得可怜的日常中医药知识自救，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了。因此，华工对于中医药的需求非常强烈和迫切。

　　艰难的生活使华工们不堪重负，忍无可忍，1870年9月在秘鲁首都北边的PATIVILCA地区举旗造反，聚众5000多人，后被当局镇压。这就是秘鲁近代史上的“黄脸暴动”。

　　随着中国移民的增多，特别是契约华工在合同满期之后大量流入首都利马，其聚居地就形成了后来唐人街的雏形，也随之出现了中医诊所和中药房。但当时秘鲁民众对中医中药并不认可。在20世纪初期发生的“亚洲流感”中，旅秘中医潘侣安的中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中医药从此得到了更多人的认知和认可。

　　狭缝中生存和发展

　　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以西方医药体系为主流医学的秘鲁，中医虽然深受华侨的欢迎，但生存却十分困难。1930年，在秘鲁西医公会的要求下，秘鲁政府突然向华人社区内的中医药行业发难：严禁开设中药店、侦缉中医师、禁止中药进口，中药店不得不纷纷关门避祸。但由于华侨的广泛需求，秘鲁的中医药还是在困境中顽强地延续了下来。前面所述的潘侣安医生的后代就是挂着西医的牌照，行中医治病之实。唐人街硕果仅存的几家中药“店后店”，也成为非常时期侨众为数不多的选择。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新移民增多，中医药的生存环境有了一些好转。秘鲁政府设立了中医行业的考查和审核制度，中医诊所和针灸师申请营业执照就可以开业。

　　祖籍广东台山的华裔医师余绍炽医学院毕业，后远赴广东学习中医，现在秘鲁首都利马以中西医结合开业；来自上海的周克秀夫妇开了针灸诊所，曾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一家的“御医”。一些中医诊所配有药房，古香古色的药柜、小铜秤，常用的几百种中草药都是从中国香港或中国内地进口的，十分齐全。一些稍具规模的中成药店，如国药堂，也是华侨以及当地民众经常光顾地方。

　　现在，由于秘鲁本身就有悠久的天然草药应用历史，相当多的秘鲁人也相信中医、中药，有些诊所和中药店的顾客甚至以秘鲁人为主。

　　贸易协定带来更大空间

　　2010年3月1日起，《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中秘双方在自贸协定中相互进一步开放了服务贸易领域，减少了服务业的准入限制。中国将在采矿、研发、中文教育、中医、武术等90个分部门在秘鲁获得与其国民相同的待遇，这些待遇也是秘鲁给予其他外国投资者待遇中最高的。

　　秘鲁人口中有近十分之一为华裔，秘鲁政府承诺在中医领域给予中国公民本国国民待遇，这将有利于中国相关从业人员在秘鲁寻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让更多秘鲁人能领略到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的神奇魅力，为今后中医药在秘鲁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