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闻讯后毛泽东主席激动得彻夜未眠，欣然写下不朽篇章《七律（二首）送瘟神》。仅仅一个县消灭了血吸虫就让主席如此激动，可见肆虐了数千年的血吸虫病是多么难防难治。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真正的血吸虫病科研开始了。湖南曾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有一个叫李岳生的血防人，与同道携手和这个“ 华佗无奈”的小虫较量了三十年有余，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 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所长李岳生 《红旗》下的英语书 　　 　　1973年，刚从湖南医学院毕业的李岳生分到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有女莫嫁血防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郎回家，端起脚盆洗衣裳。”这个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是血防人生活的真实反映。 　　“当时我也不安于做血防人，但是我想要跳出这一行，只能靠‘知识改变命运’，于是我开始偷偷地学英语。在那个强调政治的年代，除了工作，所里经常组织政治学习，我没有时间学英语，于是我在《红旗》杂志下面放了英语书。我还记得，当我递交入党申请书后，当 时的党支部郭副书记正儿八经找我谈话说，‘有人反映，政治学习时，你上面放的是《红旗》杂志，底下看的是英语书，这就要不得哦。’”忆起往事，李岳生爽朗地笑了起来。 　　“到疫区查螺灭螺，湖洲烂泥里走成了‘泥腿子’，人家找地方休息去了，我顾不上休息，找个清净的地方席地一坐，从兜里掏出了英语资料看起来。”说起那时学英语的经历，李岳生仿佛不觉得艰难。单身职工宿舍的同事都知道他有一台小收音机从不离手，跟着“空中英语”学口语，甚至背英语字典这种土方法也被他用上了。 　　老所长周达人很喜欢这个好学的小伙子，好几次外出学习的机会“幸运”地落到了他头上：1975年去中山学院学习寄生虫学，1981年参加四川医学院卫生统计研究班，1984年进修外语半年，1991年去巴西进修。有人抱怨领导“偏心”，周达人硬邦邦地顶了回去：“你们谁有李岳生这样发狠，也去学！”一时间所里勤学苦练蔚然成风。 　　这时他的英语已相当熟练，他可以轻松地跳槽，然而此时的他了解了血防，更爱上了这份“苦差事”，他不想走了。 　　周达人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外国专家来所里办培训班，要请上海专家做翻译，前几年在上海举办的血吸虫病国际学术会议，卫生部都请李岳生担任现场同期翻译。 　　 病人是他心头永远的痛 　　33年来，李岳生和同事们不屈不挠地和“瘟神”斗争。 　　当时有个笑话，说4个晚期血吸虫病人一起打扑克不用桌子，为啥？四个大肚子围拢来就是桌子了。这种黑色幽默让李岳生很心痛。 　　血吸虫病从感染到晚期要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李岳生告诉记者，晚期血吸虫病人劳动力丧失，甚至会丢掉性命。早发现早治疗，效果相当好，很多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但过去湖南很多农场和农村，人们对这种病似乎没当回事儿，卫生意识缺乏和生活的压力使很多人甚至被反复感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血防人去农村调查条件很艰苦，“吃住在当地的卫生所或农户家，喝水要到一两里外的河里去挑，撒上漂白粉简单地消消毒，就喝了。吃的是一餐两分钱的菜。”经常和李岳生一道下乡的何永康说，“1996年6月，我和李岳生到临湘、沅江等地搞防治，前后20多天，做了近两千人的粪检。当时天气出奇得热，睡觉时我们躲在蚊帐里，热！把头伸出来，蚊子又多又厉害，只好用报纸盖着头睡，蚊子一叫我们就赶紧把头缩进去，可是已经晚了，蚊子早就叮上了。” 　　因病致贫、因贫致病，很多个家庭总也走不出恶性循环，病人的遭遇唤起李岳生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在岳阳君山区柳林镇调查时，李岳生见到了一位黄姓晚血病人，家里仅有两间破茅棚，两个孩子上学，妻子智障。李岳生二话没说掏出了两百元钱。 　　今年元月，从安乡来的紧急求助电话让李岳生揪心：一位晚血病人生命垂危，急需救治！李岳生向附属医院邓院长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把病人救活！医务人员当天将病人从数百公里外接来，病人满肚子都是消化液和腹水，十分危急。第二天，医院紧急为他实行了胃穿孔修补术，李岳生打了好几个电话给邓院长，详细询问病人情况，又特意到病房看望了他。病人转危为安，李岳生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了下来。 　　熟悉李岳生的人都说，33年来，李岳生从一名普通的血防工作人员到一位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权威专家、肩负血防重任的业务领导，他的生活、身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他对湖区群众始终如一的关心，对这片土地挥之不去的眷恋。 　　 国际讲坛上的中国小个子 　　1989年初，改革开放让人们有些跃跃欲试。 　　时任科教科科长的李岳生偶然得到一张纸：世界卫生组织的课题招标指南。他连夜组织专家开会，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大家推出了李岳生和吴昭武教授的两个课题，开始了向国外的首次单独申报。 　　两个月后，国外来信了，第一轮入围。 　　又过了3个月，还剩下8份，他们的两份也在其中。 　　主办方邀请研究者到荷兰莱登市参加课题竞标。 　　7月22日下午7点，李岳生只身前往欧洲。 　　中国人首次出现在血吸虫病防治国际论坛，这位瘦瘦的矮个子年轻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与会30多人，就他一个中国人，“举目无亲”的李岳生明白，他有个致命的弱点：英语口语不行，人家说快了他也听不懂。24日上午，他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加上手势比划完成了和专家的交流。他寻思下午的答辩一定得找人帮忙，于是瞄准了瑞士热带病研究所流行病室主 任泰勒博士，这位热情的欧洲青年非常乐意。 　　会议给每个课题20分钟，果不其然，报告部分还算顺利，答辩开始时李岳生应对自如，接着一位苏丹专家又快又长的发问，让他一下子觉得“头都大了”，他努力让自己镇定，幽默地说，“这个问题请我的‘律师’泰勒博士回答。”在大家友善的笑声中，泰勒言简意赅地陈述了中国专家的观点。就这样，答辩在“中外友好”的气氛中圆满完成了。 　　后来他们得知，这次会议最终决定了4份课题中标，而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血防专家取得了“百分百”的胜利，两个课题共获得32万多美元的课题经费，千里湘湖开始吸引了国际专家的眼球。 　　一批国际专家从此与李岳生和他的血防所结下不解之缘，国际合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02年以来，他们先后与瑞士、法国等国5所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申请到了7项较大的国际科研合作课题，国外到账科研课题经费1299万元。大量优秀论文在国际学术 刊物频频发表，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医学研究所合作的“日本血吸虫再感染与人体获得性免疫关系研究”的课题，就发表了论文22篇，其中17篇在国外刊物发表，有13篇被SCI收录，2004年该项目分别获中华医学科技成果奖和湖南省科技进步奖。 　　“厅直单位中血防所离省会最远，却距世界最近。”湖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家望这样评价这个“偏居一隅”的研究所。 　　 从树袋熊的故乡到八百里洞庭 　　 　　2001年，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首府布里斯班。 　　在这个树袋熊的故乡，春天是最迷人的季节。在著名的昆士兰大学医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的何晓林却有一肚子的心事。接连好多天来，刚获得昆士兰大学博士学位和年度优秀博士生殊荣的丈夫李岳生总拉着她出来散步，散步时总“漫不经心”地谈到一个话题：博士学 成后在哪里工作？ 　　当时的李岳生在学术上已颇有建树，美国、新西兰等多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向他抛出了“绣球”，李岳生找出各种理由一一否决了。妻子何晓林认为这不用讨论，极为器重李岳生的导师也认为他申请的澳大利亚高级研究官员职位指日可待，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留在澳大利亚吧。这里有你的事业，有你自己的实验室。”妻子打心眼里喜欢这座气候宜人的美丽城市，的确，除了优越的研究条件，澳大利亚提供给他们的物质条件也极为优厚。 　　“这儿虽好，可我就是放不下血防所，我还是想回去搞几年。” 　　这个想法让这对20年没红过脸的夫妇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从内心来说，李岳生始终觉得对妻子亏欠太多，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这位曾经是单位业务骨干的B超医生，放弃了很多发展机会，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巴西进修那年，妻子得了胆囊炎，怕丈夫担心，她赶在丈夫回国前一个月悄悄地把手术做了。李岳生来澳大利亚攻读 博士后，导师也安排何晓林在李岳生的实验室协助工作，惟一的儿子也在澳大利亚上大学，这种日子何晓林很满足。选择回国，意味着一家人从此又是聚少离多。 　　最终，李岳生提出“三年之约”，回国好好为血防所干三年，三年之后再好好“补偿”家人。何晓林无可奈何，“我知道，你的心早就飞回去了。” 　　导师DonMcManus极力反对，拗不过李岳生的再三坚持，他诚恳地“让步”：“回去工作好搞就呆久一点，不好搞就马上回来。” 　　说起当年的选择，李岳生的回答让记者心头一热，“回去喝一杯谷酒也比在国外喝威士忌强”。 　　从澳大利亚回来，恰逢一次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李岳生应邀参会，会后，凭借他的国际影响，征得湖南省卫生厅批准后，李岳生一次邀请了包括WHO、美国、法国、瑞士等10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15名专家、官员到湖南洞庭湖血吸虫病流行区考察，并在所里举行了学术报告会。据知情人透露，至少有两项国际课题的合作意向是在这次“民间”学术活动中酝酿产生的。 　　 “不会要钱”的所长 　　 　　2004年5月，全国血防工作会在岳阳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对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给予赞扬，并对李岳生主持的科研项目“晚期血吸虫病肝纤维化易感基因鉴定与调控功能的研究”极为关注。 　　这项研究课题属于国际尖端课题。李岳生介绍，5年内，将破译晚期血吸虫病易感基因，预测谁容易演变为晚期血吸虫病患者，血防部门就能大面积筛查那些易感人群，提醒他们及早防治，这样将大大降低晚期血吸虫病的发病率，为国家节约大量血防经费。 　　“课题还有什么困难？”吴仪极为关注。 　　“主要是设备问题，有些标本要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