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医药行业的黑幕，但面对现实，他充满沮丧。一个上海人，用真名进行医药打假，6年内成为上海、浙江医药界以及媒体竞相关注的对象，他叫高敬德。1968年出生的他，现在已是白发星星点点，秃顶渐显，神情憔悴。

　　“截至目前，我打假628起，没有出现过一起失误的情况。”他随身拎着一个皱巴巴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各式“家当”打假的资料、相关部门盖公章的证明以及他在各地亲自搜集的假药名单。而今，高敬德走起路来，身体依然会微微向右倾斜，一瘸一拐，他平静地解释自己右边的躯体已经变得不太利索:“这还是在上次打假的时候，被人打成这样子的。”

　　高敬德说：“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绝不会走现在这条路。”

　　被假药改变的人生

　　高敬德的命运，因为一种治疗脂肪肝的药发生逆转:“我打假的目的很明确，我自己深受其害。”

　　2001年，高敬德进入上海丽天药业有限公司，担任丽天药业有限公司华东区经理暨采购部经理。高敬德有着多年脂肪肝病史，虽然在药品行业做了十几年，但是一直未能发现能够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到了2003年11月左右，他代表公司到沈阳参加药品交易会时，听闻同行提及某肝片治疗脂肪肝效果不错。回到上海后，他立刻到医院开了两瓶某肝片，而后他又介绍同样患有脂肪肝的表哥开了此药。

　　然而高敬德和表哥在吃了半瓶药后，分别出现了恶心呕吐、皮肤红疹瘙痒等症状。凭着多年接触药品的经验，高敬德意识到自己可能买了假药。于是，他根据药瓶上的厂址上网查询。这一查，还真的查出了问题。网上登记的该肝片的厂家厂址有两个，并且竟然使用了同一个批准文号，高敬德认定:“其中肯定有一个是假药”。

　　于是，他分别向两家药厂打电话讯问，但两家药厂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为了查明真相，高敬德立即决定亲自探个虚实。高敬德以他当时的丽天药业采购部经理的身份分别深入到这两家药厂，查明了真相，证实了其中一家确实是假的。经上海市药监局调查取证，查实确实有医药公司销售该假药，对其作出了没收假药及非法所得的处罚。根据非法销售的总金额，“上海市打击假劣药品专项奖励资金管理委员会”奖励了高敬德5000元人民币。

　　坚持打假打到底的高敬德又两次去北京上访国家药监局，这引起国家药监局的高度重视，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上海市药监局派人取缔了制假窝点。

　　就在高敬德举报假药时，他所在的丽天药业也和生产真药的企业谈妥了销售代理事宜。丽天公司在参考了外地的定价后，准备将该药价格定为每盒136元。高敬德去过该药的生产基地，知道其成本价只有3元，批发价也不过9元。他悄悄向上海市药监局和物价局举报该药价格虚高。他的举报引起了上海市物价局的重视，经与市中药行业协会价格委员会协商，最终把该药价格降为每盒19.8元。

　　在高敬德看来，这次降价就是他失去工作的直接导火索，“虽然公司没有明说，但在查出是我举报后，其实摆在我面前就只有一条路:走人。”

　　其后大约在2004年，高敬德进入成都海裕医药公司担任总经理，“那时差不多年薪可以拿到20万，有专车，有司机”。但这份工作，他前后也只干了一年。

　　循环的打假模式

　　网友对高敬德的评价分为两面，有人称他是“舍生忘死的打假斗士”，也有人称他是“利欲熏心的好事之徒”。

　　但高敬德强调，他自己是在“贴钱打假”，“这么多年来，我花在打假上的费用已经有20多万元，我在全国各地拿到的举报奖励只有12万多元，哪里有打假打成这样的？！”他坦言，他目前的生计还是靠以前的积蓄来维持，“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已经没办法再继续打假了”。

　　高敬德“相当较真”。2008年1月16日，在南京市湖北路一家药店里，为了向在场的药监局工作人员证明自己的举报是正确的，高敬德当场服下药店里出售的所谓壮阳药，不久就发生昏迷症状，被送到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诱发性糖尿病。那次以身试药的结果，是药店被罚款2000元，高敬德获得2000元赔偿。

　　多年来，高敬德在各地的打假模式也是惊人的相似:先是向药监部门举报假药，要求其提供被举报假药的检验报告，而后再将药监部门告上法庭，告这些部门“行政不作为”。对各级药监部门、相关官员以及媒体记者的电话号码，他也是如数家珍。

　　与此同时，他与来自药监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冲突不断。而让高敬德最为声名鹊起的，还是他在南京的被打事件。2008年9月11日，高敬德以患哮喘病“待查”为由，住进了南大医院，他要在南大医院里打假药。当天下午，他发现一位老人开出的一种药是假的，想把药从老人手里买下来，但被医院工作人员察觉。这年的9月14日，在南大医院门外，高敬德被打了。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先后前往南京市三家知名医院就诊均吃了“闭门羹”，“我被打伤以后，当地所有的医院都不给我看病，我住不了院，上了医院的"黑名单"。后来我还起诉了南大医院等三家医院，医院通过鼓楼区法院还赔偿了我5000元。”他回忆道。

　　仿佛扎进了一张

　　看不见的“网”

　　时至今日，高敬德不得不承认，自己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虽不乏有人认为他偏执，但医药打假已经成为他的人生目标，“我自己是学医的，我不想有第二个人深受假药之害。”

　　在世俗社会中，高敬德被认为是走上了一条“众叛亲离”的不归路。在最开始打假的时候，是匿名举报的，但举报后一个星期，他家里的玻璃窗就被人砸碎了，卖假药的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20万元，让他收手。在他开始实名举报假药后，他家防盗门被人砸得变了形。2004年10月，他的妻弟被人打伤。此后，他的家人隔三差五地接到匿名恐吓电话，妻子多次哭着恳求他不要多管闲事，父亲也整天为他担惊受怕。2005年夏，为了不连累妻子，高敬德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加之双亲的相继离世，他开始一个人的漫漫打假路，他于是感叹，“如果我有小孩或有家室，我也可能不会走这条路。”

　　即便是当年丽天药业的同事，都已经与他相忘于江湖。当年一位与他相识的人事部经理在面对媒体问询时，干脆说，“我刚过来，我不认识高敬德。”听见昔日同僚如此答复，高敬德百感交集。

　　而现在，总有盯梢高敬德的人，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经常在公共浴室或朋友家中借宿。居无定所这种生活，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而最让高敬德感到无奈的是，他感觉自己仿佛一头扎进了一张看不见的“网”中，多年来的经历让他感觉自己成为一个许多地方避之不及的“瘟神”。让他感到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打假行动经常被相关部门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食品药品监督局、工商局、卫生局等相关部门，均各持一套说辞，为此，他在各个部门之间被推来搡去，身心劳顿，不得不感叹:“因为这里面水太深，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把这件事做好的。”但旋即，他又补充道，“跨出了这一步，你就回不了头了。”

　　他也反映，近年来，有一些基层的药监部门试图每年给他一些为数不等的经济回报，条件是要他不要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打假。这个说辞，让他感觉既匪夷所思又愤慨满腔。

　　也有人指责高敬德买药举报的方法是“钓鱼执法”，但他反驳对方，振振有辞，“我又不是执法者，我买假药举报怎么会是"钓鱼"？”

　　有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他现在是“名人”了，他回答，“名人不名人没关系，你首先要履行职责。”

　　“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不会走这条路”

　　2008年南京被打事件发生后，高敬德说，他感觉前途灰暗，也想到了放弃。

　　但让他唯一深感欣慰的是来自民众的支持。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医药行业的黑幕，这多少让人想起堂吉诃德的战风车，这也使得高敬德成为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同年，他还以370多万张选票，当选为2008年中国十大法制新闻人物。正是这370多万张选票，让他有了坚持与前行的信念，“这也说明，还是有很多老百姓能信任我、支持我，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又继续走下去了。”

　　几年以后，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这群数量庞大却面目模糊的支持者。

　　开家维权网站或公司，公开账目，招募志愿者共同打假，并公布每月的假药名单是高敬德多年来的心愿。他甚至将手机号码公诸媒体，希望民众如果买到假药，可以向药监部门举报，也可以给他打手机，“既然走了这条路，我也不后悔，我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我愿意教市民来识别真假药。”

　　如今，高敬德的照片被放在一些药店里，那些店主提醒他们的店员:如果见到疑似老高者，就需要提高警惕。

　　这位医药打假人，有时是信心满满，有时又显得很沮丧，不得不偶有感叹，“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绝不会走现在的这条路。”贺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