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10月下旬，杭州余杭的大手笔医改引发关注。有媒体将其医改路径形容为“画了一个圆圈”。
7年前，余杭区政府将下属所有乡镇卫生院，作价7584万元抛售予民间资本经营；7年后，政府又以近3个亿的价格悉数收回。
当初抛售，是因为乡镇卫生院普遍亏损，员工吃大锅饭，人浮于事，而有着工业产值500多亿的地方政府又对其投入不足；如今收回，是因为卫生院民营化后，以药养医泛滥，民怨沸腾，且卫生部医改要求：每个区县必须要有公有的卫生院。
采访中，郭清教授表示，希望余杭医改在走完这个圆圈后，当地政府能明白医疗卫生还有它的公共属性，尤其是对于公民的预防保健，政府必须花钱，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如此，这个圈才不白画。
余杭乡镇卫生院的回购行动自2008年12月开始，历时21个月。
至今年9月30日，最后两家愿意归队的卫生院与镇政府签下回购协议，至此一度放归民营的28家乡镇卫生院，全部被收回。
约半个月后，新华社发布消息，认为余杭医改7年路值得反思，而引起普遍关注。
10月28日，余杭区“市民之家”大厦5楼，卫生局局长办公室，局长黄国林掩上门，拒绝采访，一边说“该讲的我都讲过了，再没什么好说的”，一边匆匆离去。
浙江省卫生厅农卫处一位副处长很能理解黄国林的心情。他说，报道余杭医改等于在揭别人的痛处。
经济强县，卫生院普亏
2001年余杭财政收入12亿余元，投入卫生院90万，半数以上卫生院亏损，成为将其抛售原因
朱盛珍现在是黄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据她介绍，七年前抛售卫生院的那次改革，诱发因素是当年乡镇卫生院的大面积亏损。2002年时，余杭半数以上的区属卫生院都处于亏损状态。
朱盛珍是1998年中专毕业后，来到黄湖镇乡镇卫生院的。当时，院里共有医务人员19个，最高学历就是中专，而大多数员工则转自赤脚医生。
在朱盛珍记忆中，当时卫生院基本没什么医疗设备，只有一台显微镜，一台最普通的X光机，一台九导联心电图机，“这些设备还都是对口支援的大医院更新后赠送的。”
卫生院连年亏损，还在吃大锅饭，普通医务人员一个月900元上下，即使这点钱也会拖延，“经常这个月工资，要过上两三个月才会发下来。”
这不是黄湖镇卫生院一家遇到的问题。
徐步云，余杭区卫生局局长，他在一份“卫生院改制绩效评价”中中统计，余杭区共有29家乡镇卫生院。2000年，有11家出现亏损，到2002年15家亏损。余杭地域差异东西部明显，西部山区乡镇卫生院亏损最为严重。
在这篇文章中还显示，当时余杭区财政用于卫生院房屋改造、设备购置等集体补助经费，每年90万元。
“股份制改革前，乡镇卫生院自负盈亏，每年就几万元的补助，用于职工的人头费，勉强过日子。”原黄湖镇卫生院院长沈增福回忆说。
而余杭并不是没钱投入卫生院，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改革开放后，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2001年，余杭财政收入为12.81亿元。2003年，余杭区工业产值577亿元，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区）第20位。
“政府有钱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投入公共卫生。”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郭清说。
郭清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技术指导组专家，从1986年开始，从事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研究。他认为，当时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是因为没把基层卫生真正当作一项民生工程。
“顶风”抛售卫生院
杭州市卫生局反对卫生院民营化，担心改制后其无法承担公共卫生职能；余杭依旧将其“抛售”
时任余杭区卫生局局长的徐步云记得，卫生院股份制改革是在2001年。
改制前，余杭曾派出官员到省外的宿迁和省内的温州、萧山等地学习考察。宿迁已于2000年将乡镇卫生院全部推向市场，并以价格取向为主，“谁出价高谁得”。 温州医改则推行卫生局内部持股。萧山医改，只把部分乡镇卫生院民营化。
为避免出现宿迁医改中的“屠夫办医院”现象，余杭医改规定，卫生院只卖给卫生系统内的专业人士。
“一方面想减轻包袱，另一方面也想盘活资源。”余杭卫生局长黄国林此前受访时曾这样解释当初的改制动机。
当时也有反对声音。原黄湖镇卫生院院长沈增福就是当初为数不多的公开反对者之一。
“卫生局开会，我就好几次公开质疑说，卫生院股份制肯定搞错了。”当时29家卫生院，只有2家反对股份制改革，沈增福还曾写信给浙江省卫生厅，表达不同意见。
沈增福说，当时反对，主要有两点考虑，“卫生院搞股份制将增加老百姓看病的经济负担”；“股份制改革少数人赚钱，大部分人降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