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岁已经不饶人。他觉得自己等不到产权清晰的那天了
从很多维度衡量,在中国的百年商业史、30年改革史上,冯根生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他的故事像《大宅门》或《大染坊》般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
1950年的胡庆余堂
他是“红顶大商人”胡雪岩的最后一位传人,药号学徒制的最后亲历者。他也是中国改革史上绝无仅有的“幸存者”:中国国企在位时间最长的一把手,以75岁的高龄依然掌控两家国有企业集团,是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的硕果仅存者。
14岁踏进胡庆余堂当学徒,38年里把郊区的一家小作坊做到中国最大的中药集团企业之一。到2009年,他在这家药号干满了整整一个甲子还多一年。
就像一帖配方不变的中药,咕嘟咕嘟地在炉火上煎了61个年头。
当年眉目俊秀、身材颀长的小学徒已是7旬老者,透着保养得当的润泽,却难掩岁月沧桑。61年的职业生涯,38年的掌柜经历,让他骄傲,又有些酸楚,还有一些不平。
“红顶大商人”胡雪岩于冯根生而言,不只是一个历史标签,也不仅仅是一笔精神遗产。晚清政商不分的胡雪岩,是中国百年社会的某种现实的隐喻。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行者,冯根生本人也成为受累于国有资本“政”“商”不分、产权不明的一个历史样本。
相比被风雨吹打走的那些曾经辉煌的国有明星企业家们,他是幸运的、“长寿的”,但也令人为之惋惜。
“我想做的事,我都做了。该建的,我都建了;该培养的,我也培养好了。”百年身后,他觉得自己也有脸面去见他的老店东、那位史上最著名的大商人——胡雪岩了。
学徒满师时的冯根生
长命的“出头鸟 ”
2005年,冯根生在西湖畔牵头举办“中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再聚首的活动。
当年的20位明星企业家如今只聚拢了10位,其余的,死的死,病的病,抓的抓,逃的逃,再或是下落不明。到会的10人中,只有冯根生和青岛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的身份还是企业家。
“我不承认我自己是棵常青树,我就是个国企幸存者。”75岁的冯根生依然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有怨气的,还是抱怨,心中不满的,还是要说出来。“青年的时候,脾气还要冲。”
性格决定命运。这种不甘任人摆布、不甘碌碌无为的冲头脾性,使得冯根生在旧体制变革中成为一只“出头鸟”:80年代中期带头实行干部聘任制、全员合同制,1992年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换机制,随后“儿子”吞并“老子”,兼并面临破产的胡庆余堂,90年代末率先进行职工持股……“每一次改革,我都冲在前头,每一次我是那只出头鸟。”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各级政府部门针对国有企业厂长的考试日见其多。被名目繁多的考试弄得不胜其烦的冯根生公开宣布——从今往后,一律不参加此类考试。“罢考事件”经地方报纸报道后,立刻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转载,在全国引起巨大震荡。一些地方开始给国有企业厂长们“松绑”。
因为没有平时殷勤“烧香”,某主管部门领导公开给予冷面孔,表示对中药二厂的改革“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后来,该部门主办的行业报公开讥讽中药二厂的改革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市委的扩大会议上,冯根生公然把状告到时任杭州市委书记历德馨那里——“看我不顺眼,可以把我撤掉,但是,这是影射邓小平同志的改革”。之后,出了改革史上一幕特殊的情景——该局被撤消,只留下一个行政性公司来负责行业内单位的水电煤统筹和报表统计。
小鞋子扔过来一双又一双。“想整我的人太多了。改革就得冒风险,动不动就触动了上头什么人的权力。他觉得你是冒犯了他的尊严,就用各种办法来打击报复你。有时,我也奇怪自己是怎么就一直没有被撤职查办呢?”
立地窗外,多云的天边显露出一些暮色。该是鸟归巢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最容易被人打冷枪。”他凝神望着窗外,有些恍惚,沉浸好一会儿,兀然转头正告记者:“一旦你决定飞了,就不能停下来了,就要一鼓作气地飞。这个时候停下来,就一定死了。”“飞要有个条件,保护好心脏,我没有私心,无私才能无畏,所以我的心脏一直没人打着过。”
财经作家吴晓波评价,“他的确是个性张扬的人,很豪放。但为人处事其实很有分寸,和政府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和鲁冠球很像。”在浙江企业界,冯根生常常和民营企业家鲁冠球被并称为“常青树”,是资格最老的知名企业家。
然而,人再强,也强不过体制。按国有企业人事制度的规定,60岁是个槛,任凭你再能干、企业做得再大、效益再好,一到这个年纪就得退下来。75岁的冯根生凭什么还能牢牢坐着青春宝集团一把手的位子呢?
一熟知当年内幕的人士向记者透露,1992年青春宝选择和正大合资时,双方曾达成一个协定—— “第一把手冯根生可以干到他干不动、不想干为止。”此外,尽管母公司青春宝集团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全资企业,拥有母公司最优质核心的资产——保健品和片剂业务的正大青春宝却是合资企业,无须受国有人事制度的牵制。
“如果不是这个协定,冯根生本人功劳再大,资格再老,他与地方政府关系处理再好,地方政府再特事特办,他也不可能被允许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坐这么久。”他评论道:“从这个角度说,冯根生是个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当年的协定,为青春宝集团争取了之后长达26年的稳定领导班子和企业发展策略。
70年代中药二厂时代的冯根生
38年的“保姆”
产权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纠结在冯根生心头的痛。
“38年里,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全是国有资产,不是我个人的。”他自己发明一个词汇——“国有企业的保姆”,“我就是国有企业的一个保姆。等我退了,什么都带不走。”
2003年,杭州市政府曾同意出让剩余的20%国有股给现有经营管理团队。管理层当时与政府商定:在管理层完成预期经营业绩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分3年认购国有股份。2004、2005年的认购比例都是6%,2006年认购8%。这个方案已经市政府形成决议,而冯根生也轻松地从银行贷款2300万以用于支付首次认购资金。
不久,上头忽然单方面否决了原有决议。根据2005年4月两部委下发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像青春宝这样规模的企业只能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股权。这让冯根生心急如焚。“我们的贷款在天天产生利息!而管理层收购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搁浅,我们该怎么办?!”在媒体和各方人士的呼吁下,青春宝困局得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关注,然而,他书面表态:一切,应该按既定政策办。
敏感的人们觉察到,风向在2004年已悄悄发生变化了。这一年,国资委成立,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学者开始向TCL、海尔“开炮”,指责管理层通过国有资产贱卖的方式转成私人资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管理层激励方案被紧急叫停了。
吴晓波用“很可惜”3字评价青春宝产权改革的受挫。“这当然会影响青春宝近几年的发展。毕竟,(企业家)发展冲动和策略就不一样了。按理,中药行业是一个国有资本该退出的行业。”
置身于民营资本大海之中,要让一个倔老头平息心中的郁结似乎更加不易。那些老朋友们已逐渐得到安顿,如早年委托青春宝生产“娃哈哈”的宗庆后已确定30%的股权,同为“常青树”的鲁冠球企业规模已赶超而去……跳槽出去的“小年轻”,搞民营企业、做房地产,现在身家都有5个亿10个亿,开着“大奔”来看老领导,“我说你们可不要来气我老头子。”
从2006年开始,每年春节,冯根生都要驾车去温州郊县的一个冷清山沟,见一个人——东方集团的前董事长滕增寿。
在民营经济兴盛的温州,滕增寿几乎是个传奇。1984年,滕增寿出马挽救处于倒闭边缘的国营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当年扭亏为盈,之后又相继兼并了其他8家亏损国有企业,都是兼并当年扭亏,之后年年兴旺。15年间,他所组建的东方集团资产、产值以年均68%的增幅高速发展。滕增寿也成为得到中央高层领导频频接见的明星企业家。
辛劳也风光的15年后,这位“国企能人”一样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所苦。年满60的滕增寿从董事长位子上退下来,领着1200元的退休工资,从此避居苍山,终日养花、看书。
“饭桌上,他一直沉默。后来,我就举杯祝他健康长寿,我说:你在位时我不来看你,只是心里挂念,时常想着,你退了,我是一定要来看你的。因为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一直在抽烟的滕增寿终于开口了,总结了3条 :一、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二、愧对自己的手下,没有给他们带来“富音”;三、以前走错了。
“你仔细想想他说的这3句话。”感同身受的冯根生感慨不已,有对世态炎凉的愤慨,有对企业经营决策的无奈,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那也会是他的终局。他兀自总结:“当国企老总的,都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纠结的,依然纠结,年岁已经不饶人。他觉得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人总是要老的。我自己开过一个玩笑——就是61年前进口了一台机器设备,现在也该全部报废了。”
2008年,冯根生辞去正大青春宝总裁一职,保留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辛苦了这么多年,我也该过一点夕阳红的日子。”真闲得下来或是甘心闲下来么?他摆摆手,“这些暂时不考虑。”
人物周刊:滕增寿说自己以前走错了,你觉得自己走错了没有?
冯根生:我是完全可以去搞民营企业的,靠自己的经验、拼搏精神完全可以。青春宝每年交给杭州3个亿的税,国家没投入一分钱。马克思说,有投入才有产出,我可以自豪地说,国家在38年没有投入一分钱,但是资产全是国有。我现在无怨无悔,一个人总得有自己的一点追求,我把中药事业搞大了。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过上夕阳红的生活。
有人问我心态平不平?我说平的,总要有人去当国有企业老总,既然国有企业存在着,就要有人去当国有企业老总。
人物周刊:到你离开的时候,你最担忧的是什么?
冯根生:当你走了以后,这个企业会不会还这么好?我不想看到等我离开了,企业就走下坡路。这个企业是我一手带大的,最热爱这个企业的人是我,尽管这个企业不是我个人的,是国家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现在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冯根生:现在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不能比。国有企业下面要更大地发展也难,方方面面都要受到管制,你要投资都要上头批,等批下来,时机也早就过了。民营企业发展为什么快?因为亏盈都是老板自己的。国有企业老总是有退路的,干个三五年把企业弄大了或是搞垮了,他还可以去当官。民营企业是没有退路的。
现在,民营企业也碰到困难了,但是等过了这一关,他们又会快速发展。市场问题、资金问题,国有(企业)也会碰到了。我当了38年国有企业的老总,对这个是太了解了。
人物周刊:除了至今还没解决的产权问题,你个人还有什么愿望?
冯根生: 我现在要求让我这个“保姆”休息一下,我已经别无所求了。钱?钱对一个75岁的人来说有什么用?儿子都四五十岁了,他们日子过得还好,我二儿子是民营企业老板,也不需要我留钱给他们。我孙子都27岁了,在国外念书,也不需要我去管。我也不想当官,我不适合当官,讲话太随便。
人家都说我是常青树,为什么其他人不是?我也不是生长在特殊的环境,你看到的是常青树,你不知道我每天晚上起来浇水、护理它,才能常青啊。
人物周刊:你会怎么总结自己这一生?
冯根生:总结到现在,我对中药事业的追求,我已经到达我想象的地步了。该建的,我建好了,该创造的,我创造好了,该培养的,我都培养好了。现在该让我休息的时候,我再没其他要求,就是过点夕阳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