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剂科副主任夏运岳的具体受贿额，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下称“附一院”）是个谜：有人猜测十几万，有人猜测几百万。“不要小看一个药剂科主任的权力，每年经手的药品价值有好几亿。”附一院的一位医生说。 不过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9月24日，苏州沧浪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正式逮捕了夏运岳。几乎与夏同时被批捕的，还包括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药事委员会主任顾坚、苏州儿童医院前药剂科主任张佩珠。 国庆前后，上述三家医院的部分负责人被检察院叫去问话。近几天，调查范围逐渐扩大到整个苏州乃至无锡、常州的各大医院。 针对医疗系统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卫生部希望以江苏作为试点，对医院的药品购销做个摸底调查，并惩治一批腐败分子。”上述人士告诉记者。 医药回扣链 药价虚高问题近年来广遭诟病，虽然国家对药品进行了多轮降价，并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改革，但对于老百姓而言，并没有真实感受到药品降价的实惠。在整个药品购销的各个环节中，医院的层层加价与回扣成为药价不断攀升的主要因素。 作为苏州附一院的一名管理者，苏一德（应被采访者要求使用化名）对于医药回扣问题的盘根错节深有体会，他以一所三甲医院的药品购销为例，向记者解读了整个医药回扣的利益链条。 各个医科的专家或主任医师是医药回扣链条上的首个环节。在决定使用一种药品之前，需要由这些专家或主任医师向药剂科提交报告。各个制药企业的医药代表会和这些专家最先“联络感情”，千方百计说服其提交报告。 第二个环节是药剂科。在接到专家的报告后，药剂科根据药理进行初步判断，进而提交药事委员会审议。药剂科的判断将决定到药品能否进入药事委员会审议，而“药剂科主任一般都是药事委员会的成员”。因此，“药剂科主任成为医药代表的首要攻克对象。” 目前已被逮捕的附一院药剂科原副主任夏运岳就是这样一个被瞄准的目标。 据夏的一位同事介绍，今年35岁不到的夏运岳是苏州少有的药科专业人才，他拥有中国药科大学的硕士学位，“因而年纪轻轻就已经做到药剂科副主任这个重要职位。” 实际上，因为夏年龄资历较浅，未到提拔主任的时候，虽然暂时挂着副主任的头衔，实际行使的是主任的职权，“药剂科主任一职空缺，夏是大家默认的药剂科一把手。” 附一院的药剂科办公室里，常常是“高朋满座、烟雾缭绕”，各家药厂的医药代表与夏“经常称兄道弟”，苏一德告诉记者，“只要把夏运岳喂饱，药品进入药事委员会讨论便没有问题。”在苏州医疗界，夏曾经是“年轻有为”的典型，30岁左右就已有房有车。 药事委员会是医药回扣链条中的腐败多发点。据苏一德介绍，现在国内的各大医院一般都设有药事委员会，其成立之初是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药品评价委员会。“学术性质较浓，主要负责指导合理用药。” 但是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药事委员会逐渐发展成“进药批准委员会”。其成员一般包括分管药品的院长、药剂科负责人、各科室专家等等。因为涉及到医院的利润来源，院方纪检、监察部门也逐渐加入到药事委员会当中。部分医院整个领导班子和正副院长都是药事委员会成员。 各个药厂的医药代表在疏通药剂科等环节后，会集中力量“解决药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因为有院方的纪检、监察部门人员在内，药事委员会的运作缺乏实质上的监督。这一阶段会在讨价还价的基础上决定药品的扣率（在国家指导价的基础上打折）。 药事委员会最终批准用药（指已进入国家药典的药品），药品才能进入试用阶段，最后占据医院的药房。 医药回扣发生的最主要落点在于医生开出的处方。医药代表会和医生或院方商议好每开一盒药的回扣率。通常每个月或每个季度根据医生开出的处方，医药代表落实回扣金额。有的医药代表甚至可以查看医院的电脑信息管理系统，统计医生的开药数量。 “并非所有的医生都不择手段地捞取回扣，以捞回扣赚钱的医生只是少数。”苏一德告诉记者，那些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缺少病人光顾的年轻医生因为工资较低，容易受到回扣的诱惑；此外，已经离退休的老同志有“最终捞一笔”的心态，开药的时候“下手太重”。 大部分医生心态“比较平和”，还是根据病人的病情对症下药，并不有意识的开出高回扣的高价药方。每个医生每月获得的回扣金额各不相同，一般几百元，多的甚至上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