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在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上，一座崭新的高层建筑十分耀眼。这就是新建成的天津市人民医院。大楼正中，一条横幅很显眼地挂在那里：“向李维廉同志学习，做李维廉式的医生”。 　　李维廉，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科首席主任、天津市劳动模范、十佳医务工作者……采访的日子特意选在周三，为的是错过他周二、周四的门诊，但终究还是没能“躲”过他的患者。实际上，出门诊只是一个形式，对于患者，他是全天候的。 　　匆匆和记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十点一到，他谦和地说声“抱歉”便起身赶往诊室。记者在诊室外看到他和一位患者在交流，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却触摸到他的眼神——清澈、纯净、柔和、善解人意……他的秘书朱静在一边说，自己跟随李主任十多年了，他一直在用这样的眼神面对患者，面对人生。 　　一个人拥有怎样的内心世界，才会“修炼”出这样的眼神？ 　　 ■父亲的心愿　济世救人 　　李维廉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福建协和医学院毕业的父亲，本可以高就院长乃至卫生厅长等要职，但却毅然选择回到家乡莆田开设贫民诊所。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父亲学医的目的单纯而明确：济世救人。 　　“父亲并没有很高的觉悟，就是出于一种对生养自己的人民的朴素感情。父亲希望我子承父业，做一名好医生。”李维廉说，他的名字里就包裹着父亲的希望：“惟医道以济世，从廉行以救人”。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医生父子经常书信往来，谈学术、谈工作、谈人生……当老人身染重疾，儿子急于回乡探望时，却被父亲来信制止：“不要回来，我的情况还可以。你回来只能照顾一个父亲，留在岗位上却可以救千百个父亲！” 　　肿瘤科病人多，大夫少，李维廉想，等忙过这阵儿，一定回家看老父。但老人的来信越来越短了，到最后每封信仅有4个字：努力工作！ 　　一天，李维廉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上面同样是4个字：“危在旦夕！”等他心急如焚连夜坐火车奔回福州时，他与慈父已是生死两隔！ 　　李维廉动情地说，自己从小爱读书，父亲经常走很远的路去买他喜欢的书；自己远赴上海求学，瘦弱的父亲硬要背着重重的行李，送他到码头……父亲的心思他最懂：学好医术济世救人。他为有这样的亲而骄傲！ 　　 ■师长的教诲　28个农民的劳动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　 　 　　1950年，作为新中国首届大学生，李维廉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刚入学，老师就帮新生算了一笔账：当时培养一名大学生，需28个农民一年的辛勤劳动来支持。这个数字李维廉记了一辈子。 　　“现在有些人总觉得上大学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其实这笔账还是要算一算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国家要为你付出多少，纳税人要为你付出多少，你要不要回报社会？要不要有社会责任感？”李维廉感慨地说。 　　1955年夏，一场特大的洪水袭击了淮河流域。正在毕业实习的李维廉抢着报名参加了救灾医疗队。在灾区奋战几十天，他没吃过一口热饭，没睡过一夜好觉，年轻的机体不抵过度的劳累，他病倒了，昏沉沉躺在队部的草棚里。当天午夜，一个急促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大夫，我老婆生不下孩子，已折腾一天一夜了！”昏睡中他挣扎着爬起，背起医疗箱随焦急的江北灾民奔至江边。 　　江边没有渡船，他们各自坐着一只采莲大木盆，两手作桨，顶着风浪向对岸划去。两小时之后，他们疲惫地上了岸。他立即为垂危的产妇施行了会阴侧切术。母子得救了，李维廉却身体一软，口吐鲜血，晕倒在地。 　　他被送回上海，诊断为肺结核，由于延误治疗，他的肺已出现空洞，左下肺叶不得不被切除……母校的老师们痛心不已：他们的高材生还没有走上社会，就失去了一片肺！ 　　说起往事，李维廉淡淡一笑：“我用自己的健康代价，换来了两条性命，救治了许多灾民，值！” 　　李维廉一直记得校长黄家驷在他们毕业时说过的两句话：第一，医生的时间属于病人；第二，今后你们要通过辛勤的医疗服务，把党对群众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这是你们对社会的回报，是医生责任的体现！ 　　 ■基层的历练　明白了怎样做一名中国医生 　 　　1956年，李维廉服从分配来到天津市第二中心医院（现已并入天津市人民医院）。在那里，他前后7次下乡巡回医疗。说起那些非常日子，李维廉内心多的是感激，“它们让我明白了怎样做一名中国医生”。 　　一次巡回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他走进村里一户人家，眼前所见让他呆住了：一个男人因前列腺肥大，长时间排不出尿来，正痛苦地扭曲着脸在炕上翻滚……打开急救箱，一根导尿管下去，病人鼓胀的小腹瘪了下去，眼泪却“刷刷”流下来，“没想到，一根管子就救了我的命！”男人摸出一个800元的存折——那是他全部的积蓄——硬要塞给救命恩人，李维廉推回去，心情却沉重了许久！ 　　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他见到过烂草席里裹着的因难产死去的母婴，“原本一个剖宫产就可以让两条生命鲜活起来的！”那些日子，他背着药箱，揣着一颗柔软的心，走乡串户，体味着乡民的苦，也感受着中国医生肩头的责任。 　　在从事肿瘤工作前，他曾有3年从事职业病防治的经历。那时，每接诊一名职业中毒患者，他都要下到患者所在的车间进行职业环境调查……从疾病到病人到病人生活的境遇，3年里，他收获的不仅是个个出色的医疗成果，还有对工人兄弟由衷的敬佩和同情。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心思想就是对工农兵有没有感情的问题。看到有的患者穿得脏破一些，说话不够婉转，你就可以随便服务，两句话打发，这是不对的！国家的很多产值是他们创造的！”李维廉真诚地说，“我总觉得，隔一段时间到基层去看看，和老百姓多接触，这对培养一个医生非常有益！” 　　 ■无碍的沟通　不理解病人怎么能看好病　　 　　李维廉连续6届30年担任天津市人大代表，他经常深入居民家庭调研。一次，他见一位老太太蒸了整整两笼屉馒头，就关切地问：“您家不是两口人吗，为什么一次蒸这么多？”，老人答：“一次蒸多点儿，以后一加热就可以吃了，加热不是要比蒸熟多省些煤球儿钱吗！”老人淡淡的话语牵动了李维廉沉沉的思绪。 　　“过去我们总说，美国的石油大亨怎么能理解北京拾煤球老太太的心情？但如果不理解，两个人就根本无法沟通。作为医生，我们能否真正做到去理解不同患者的心情和需求呢？” 　　1969年，李维廉服从分配去肿瘤科。数十年里，他“取两医之长，补两医之短”开辟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新天地。他研究肿瘤，更研究肿瘤患者及其家庭。他说，肿瘤是“心理创伤的躯体性疾病”，“一个人得了肿瘤，全家都乱套”，个体化肿瘤治疗是必由之选择。 　　患者都知道，李主任看病那叫一个“细”：家庭如何，工作如何，婚姻如何，都要一一问到，“这其中就潜藏着病因啊！机器能诊断出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吗？”李维廉不能想象“粗放式”的流水线治疗能产生什么好的疗效。 　　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7点到医院，先打扫卫生间，然后到病房查看病人。赶上护士不在病人大小便，他会毫不迟疑地端起倒掉。旁人不解，他则笑言，此举一有利于他锻炼身体，二有利于他和病人“打成一片”。患者见主任“能文能武”，没有架子，便会和他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很多益于治疗的病机线索也便被他细心地捕捉到。 　　他家里的电话不分昼夜对患者开放，几个月大的小孙子早已习惯了在随时可能振响的电话铃中安睡。李维廉自己也不闲着，病人出院不久，他的电话就会跟着过去：“恢复如何，伤口疼不疼，有没有需要我指导的？”电话那头的患者欣慰感动不已，他则暗自得意：药物和服务一起上，准保你恢复得快！ 　　因为“你的心思我最懂”，他的语言也成为宽舒患者心结的一剂良药。河北工业大学退休教师、乳癌患者刘蕙化疗时发高烧，白细胞下降至2600，吃不下饭，苦不堪言，想放弃治疗。李维廉的语气温和而又不容商量：“绝对不行！体温上去了，我给你退下来；血相降下了，我给你升上去。你是个坚强的人，现在要更加坚强，咬牙走过这段艰难小路，前面就是光明大道！” 　　在他眼里，患者不分贵贱，但时代的变迁，已使患者层出现明显的分化。他总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医生不仅要掌握前沿信息，还要注意研究各种医疗政策，学会“因人施治”。根据经济状况，他把患者大致分为三类：第一，先富起来的人，要命不惜钱；第二，小康人士，要命也考虑钱；第三，贫困人群，要钱不要命——查出癌症，往往拒绝治疗，生怕人财两空。　　平素让他最揪心的就是这后一类人群。为了让这部分患者带着信心接受治疗，他总是先来一番心理激励，然后摇身一变为医药经济学家，掐着指头为患者制定经济又有效的诊疗方案。即便如此，还是有患者负担不起，那他也不轻言放弃。 　　一些在国外已经应用于临床的治癌新药在进入中国市场前，往往需要经我国的医疗机构进行临床观察才能准入。李维廉用自己的声望积极争取到与国际医学科研机构开展多中心合作的机会，这样，他就可以把免费得到的新药用于他的贫困患者。当然，作为回报，他必须对每一种药的使用情况作出跟踪。看着已经忙碌不堪的主任深夜里还要埋首于几尺多高的表格堆里，秘书朱静看着心疼，但李维廉却乐此不疲。 　　 ■心安的意外　只要尽心尽力，相信病人会理解　　 在病房，李维廉和医护人员为患者过生日。 　　多年来李维廉养成一个习惯：手术不论大小，术前一天夜里，他一定要认真复习解剖，把过去自己和他人的经验教训在脑子里过一遍。“病人把最宝贵的生命交给医生，那可是生死之交啊，无论怎样的认真都不为过！”李维廉说。 　　“可医学毕竟是高风险学科，有没有自己认为很有把握，但最后还是出现了意外？”记者问。李维廉坦诚地说：“有！”他讲了这样一件事： 　　那是一名49岁的乳癌患者，术前他们为她进行了根治术要求的各种检查，并和家属做了充分的沟通。但万万没想到，这位肿瘤患者还患有隐性的血液病（术前化验不出来），术中，他们用尽了所有的抢救措施，但无力回天。 　　好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