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生，她“没想到医院会这样” 　　 　　就在两天前，陈晓兰的舅妈被送进了上海市的这家三甲医院，两天后，舅妈家的表哥哭着给陈晓兰打电话，让她赶紧来。 　　“我一进门就火了”，病床上本来干瘦的老人此时已“胖得跟皮球一样”，原因很简单——本来体重80斤不到的老人在不到两天内被输进了38斤液体，几乎是体重的一半。 　　身为医生的陈晓兰“心里发紧”：在进院前，老人已处于两天“无尿”状态，这意味着肾功能已经丧失，无法排出尿液。按照医学常识，此时应严格控制输液量。 　　让陈晓兰恼怒的不仅是这些：期间老人曾出现心跳衰竭，医生抢救半天仍不见效，后来发现是心电图仪器的电线断了，但此前抢救中大夫已经对衰弱的老人进行了电击；给老人用的呼吸机没有牙垫，医院用注射器替代，这给病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嘴里全是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9月21号晚，老人死于感染性休克，算费用时医院算到了22日，但陈晓兰当时拍的照片显示死亡时间是23点21分。 　　陈晓兰问院长是谁，“护士问我是不是认识他，我说不是我认识他而是他认识我，你告诉他我叫陈晓兰”。是的，经过8年医疗打假，陈晓兰在上海医院早已“赫赫有名”。 　　事实上，作为医生的陈晓兰是从不去医院看病的，她的医生同学们不让她去，“怕那些恨我的医生把我弄死”——在一些同行看来，陈晓兰是医生里的“叛徒”，她不断举报那些劣质医疗器械，断了医院和医生的财路。 　　“可是，怎么能眼看着医生害人呢？”这个瘦瘦的女医生说。 　　 第9次局长接待日 　　53岁的陈晓兰头发有些白了，她低头地说不愿让记者拍照，因为感觉“特别憔悴”。 　　说这话的时候，这个从1997年开始一个人举报劣质医疗器械的上海女医生正坐在北京西城区一家地下旅馆的床上，这是一个三人间，每晚20块钱，屋里一股霉味。 　　就在前些天的9月5号，陈晓兰受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副局长的接待，这是她第9次参加药监局的局长接待日，也是她第32次因为医疗器械问题来北京。 　　这次局长接待日只接待了陈晓兰一个人，会面时负责本次接待的副局长绕过桌子跟陈晓兰握手，“感谢你这8年来的坚持”，副局长说。 　　陈晓兰反映的依然是“静舒氧”的问题，这是一种据称“往静脉里充氧气，以提高血氧饱和度”的医疗器械，但陈晓兰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按常识，氧气是通过动脉和人体组织进行气体交换的，直接一次性输入静脉的少量氧气不可能提高血氧饱和度。 　　这是陈晓兰第6次举报“静舒氧”，之前厂家的人曾和陈晓兰发生过冲突，她这次来北京时就发现“有个人从上海开始一直跟着我，后来跟我住在同一个旅店”。 　　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就在陈晓兰再次举报后的9月29日，国家药监局召开了关于“静舒氧”的专家论证会。论证会进行得很“激烈”，厂家和陈晓兰吵了起来，随后跟专家吵，“厂家代表骂我胡说，我不听，只是不断把准备好的材料递给专家”。之前，她为了取证曾自费去了南京和厂家所在地山东，为了一点资料还跑去过东北，但扑空。 　　这不是厂家第一次指责她，就在今年8月，厂商代表曾一路跟随到处取证的陈晓兰，并在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门“批驳”。 　　10月11日，国家药监局终于发出了查处“静舒氧”的文件(国食药监市[2005]487号)。这是一个得之不易的结果——从去年十月开始，为了这个消息，陈晓兰花了整整一年时间。8年来，她让7种假器械被取缔。 　　“每次举报完一个我都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可是每次都停不下来。”她坐在地下旅馆充满潮气的床上低声叹气。随后，转过头去。 　　 “光量子”骗局 　　陈晓兰还清晰地记得改变她生活的那个日子——1997年7月24日。之前她是上海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理疗科的医生，这是一个让同事羡慕的科室。对于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来说，她很安心于这种平静的生活。 　　这一天，她的一个病人跑过来说医生非要他打“激光针”，但打这种针很疼，病人打了直打哆嗦。因为担心是“输液反应”，陈晓兰赶紧跑去看。 　　这是一种名为“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的输液配套器械，仪器上有一行小字“ZWG-B2型”，陈晓兰知道ZWG是“紫外光”三个字的拼音缩写而不是激光，本来“不想多事”的她还是忍不住告诉病人不要打这种针。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她被医院领导喊去痛批，说她散布光量子不是激光的言论，影响了效益。“我说紫外线本来就不是激光，她说这是上海医科大学陆应石教授发明的，你比教授还厉害？” 　　倔强的陈晓兰开始研究“光量子”，疑问随之产生：根据说明，病人在输液时，瓶中的液体在充氧后经仪器中发出的“激光”照射后再输入体内，但很多药物是要防氧化并避光的，怎么能进行充氧和光照？ 　　百思不解的她决定去咨询那位“陆应石教授”，随后发生的事让陈晓兰始料未及：上海医科大学人事处告诉她，该校包括附属医院在内的1万多职工中，根本没有陆应石这个人。 　　如果发明者子虚乌有，那这仪器还能相信吗？上海医科大学两位教授肯定了她的质疑，但此时医院已经“用疯了”这个利润颇高的仪器，对她的反映并未理会。 　　陈晓兰看不过明显有问题的器械却没人管，她找到区委和卫生局，但未能解决。随后去了当时的上海市医药管理局(上海药监局前身)，“把情况一讲，办公室的人都转过来看我，说这样干是要死人的。我心想，还好，这里的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1998年6月，上海市药管局责令广中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生产厂家被要求停产并回收产品。“本来我们医院每天有2、3万的营业额，结果“光量子”一停下来一天6000元都不到。” 　 　从“离职”到“退休” 　　 　　停掉“光量子”显然会伤害医院的利益。就在举报期间，院里专门开会警告说谁要在说“光量子”不是激光就让谁下岗，但陈晓兰并未“知趣”。随后，院方通知陈晓兰说要撤掉理疗科，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上班的陈晓兰发现理疗科被砸。不久，她被院方口头通知离开岗位，“全脱产自学”。 　　这还没完，“光量子”被查处后，医院突然说她之前的“全脱产自学”是旷工，要她立即上班。就在陈晓兰要去上班的当天，朋友打来电话，“他说医院安排了四个人打我，弄昏后送到公安局或精神病院。”陈晓兰未去医院，不久，广中医院声明陈晓兰“自动离职”。 　　已经“离职”的陈晓兰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仅仅是以“离职”的代价换得了“光量子”在一家医院的停用，其它医院依然不改。迷惑不解的她找到上海市药管局，被告知因为其它医院“没有受害者反映”。 　　“那好，我当受害者。”陈晓兰骑自行车在区里各医院转了一圈，回来“头皮都发麻，各个医院都在用”。此后的几天里，陈晓兰在四个医院接受了“光量子”输液治疗，随后举报。在用“光量子”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已经失去工作的女人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她说，她也很害怕。 　　1999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和医药管理局最终通知禁止使用“光量子透射液体治疗仪”。又一年多后，在上海市领导的过问下，陈晓兰被补发工资奖金，调至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工作。 　　然而，受了一次“打击”的陈晓兰似乎仍没接受“教训”，就在调到新单位不久，她又碰到了一种名为“鼻激光”的器械骗局。没有犹豫，之前被告知要“好好珍惜这次工作机会”的陈晓兰又开始写举报信，举报假“鼻激光”和其非法变种“光纤针”。 　　2002年12月31日，新年前夕，陈晓兰在寒冷的冬日中再次被院方通知以“工人编制退休”，并说可能无法办理退休手续，因为此前她的“四金”已被原医院“强制封存”。这一年，陈晓兰50岁。 　　 被医院提防的大夫 　　诉说这些往事的时候，陈晓兰的情绪不断起落，有时会有一次长长的沉默。她后来说，说实话，自己一开始没想到伪劣医疗器械会这么多，也没想到反映问题会这么难。 　　最早调查“光量子”时，陈晓兰只能假装病人去看病，让医生给开“光量子”，然后偷偷地复印处方，输上液后再让熟人打BP机说有急事。 　　之后她开始和记者一起去调查“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每次都是陈晓兰冒充病人，而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假装成情侣，“男的假装教女的玩照相机，当着护士的面就把治疗的过程全拍下来了。” 　　陈晓兰想多坚持一会，“装得像一些”，可是因为仪器本来就是假的，用了不久她就开始“难受头晕，大汗淋漓”。女记者赶紧把她拉到厕所，帮着把针拔出来，注射器、包装袋放包里带走。就这样，他们一口气跑了三所医院。她还和电视台的记者带着密拍机去和代理商谈“进货”，“对方得意扬扬地把内情全说了”。 　　不过还是经常会被发现，有一次院方说要报警，要陈晓兰掏出身份证，“院长一看说原来你就是陈晓兰啊，然后拉着我的手说要我给他们一口饭吃。”随后就有医院开会，要大家提防陈晓兰。 　　不仅仅是记者在帮忙。最开始陈晓兰去上海药管局举报“光量子”，碰到该局的退休老干部，“我走了老远了他们又追过来，告诉我药管局哪个领导正直些，要我去找”。还有一些帮助更是必要的，比如上海市一位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如果不是她我的生命可能都危险”。在第二次反映“鼻激光”的时候，李葵南就把陈晓兰的举报信带到上海市人代会上，后来一位常务副市长直接派人把信要走了。不久，全市开始整治“鼻激光”。上海市的一位政协副主席，也给了陈晓兰大力支持。 　　陈晓兰感叹说，要反映问题，必须具备“运动员的身体，博士的头脑，侦察员的机灵，但最重要的是无赖般的厚脸皮——被别人赶来赶去而没有脾气”。 “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 　　陈晓兰的父母解放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圣约翰大学上海校友会的副总干事，舅舅做过台湾驻韩国的“大使”。小时候的陈晓兰生活优越，“有自己的裁缝和家庭医生，踢毽子都是拿奶奶的戒指做坠子”。 　　文革后去江西和安徽插队，当“赤脚医生”，16岁的她经常晚上一个人走十几里山路出诊。村民集体械斗，鲜血一片，“我不管，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