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瓜子”年广久
年广久一生被邓小平3次点名。作为一个商人，他是大字不识、“敢”字当先的第一代个体“暴发户”的代表。他的身上，烙下了明显的草根小生产者的印记：他出身寒微，最不缺乏的是吃苦精神；他不懂什么叫政治，他的人生信条中，只写着4个字——拼命赚钱；在全面封杀私营经济的年代，他不畏打压，坚持兜售用独特配方炒制的瓜子，早早攒下了百万家产；天命之年，他仍赤膊上阵，炒锅通红，炒铲翻飞……
他目不识丁，最缺乏的是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忧患意识。他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账本，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
在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10多年里，作为改革开放的风向标，他的命运在风口浪尖处数次化险为夷： 1982年底及1984年，他被邓小平两度点名，随后的10多年间，每逢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之摇摆；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在国内率先搞起有奖销售，3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血本无归；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成灰色名词，年广久因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而被立案侦查，案子拖了两年，最后定的却是流氓罪；1992年，又是邓小平南巡时的第三次点名，挽救了年广久，让他得以无罪释放。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渊源，让他名贯全国，成为“中国第一商贩”。“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现在，年广久的名片背面依然清晰地印着邓小平的这段著名讲话。但几起几落，他和他的傻子瓜子，终无法超越当年被邓小平点名时的风光，傻子瓜子，也在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中渐行渐远。年广久，演出了农耕经济宿命的一幕，他的时代的确已经过去。
“万向节”鲁冠球
鲁冠球作为中国最受尊敬的第一代企业家，他是当之无愧的“企业常青树”。
能被誉为“企业常青树”，鲁冠球自然有许多过人之处——他性格果敢、敢为天下先，在禁止私人经营的年代，办起了没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在众人避之唯恐不及时，他变卖全部家当，将命运押在了盘下的工厂烂摊子上。
他智慧过人、商业灵感迭出，在只有国营企业才有资格参加的汽车零部件订货会场外摆下地摊，以低价一炮打响。他四处运作，撕开了“计划”的口子，跻身于全国万向节生产“三家定点厂”。改革开放初期，他率先试行股份合作制，吸收社会法人入股，使万向迅速成长为企业典型，而由他开始的“农民企业家”这个名词，也在企业史上变得举足轻重。
他重视信誉、目光长远，上个世纪80年代遭遇退货后，把3万多套次品统统当废铁卖掉，不惜损失43万元。为不让工人丧失对工厂的主人翁感情，他捐出自己应得收入，埋下产权改革的最大伏笔，为企业的增速发展扫清路障。他眼界开阔、思维开放，在没人弄清楚“万向节是什么”的年代，已开始搭建自己的企业平台；在许多企业“大锅饭”时，探索出“脑袋投入”和“口袋投入”两个概念，将利益和效益结合在一起，并建立起一套激励型的结构工资制；成为国内巨头后，又把步子迈向了海外，他把一个小作坊发展成通用、福特汽车的合作伙伴，一举开创民营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鲁冠球近30年的创业经历，就是中国个私经济30年萌芽到辉煌的历史。大浪淘沙，和他一起出道的企业家，绝大多数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鲁冠球把故事续写了30多年。
“希望”四兄弟
他们以家族亲情为支点建立了庞大的企业王国，面对利益纷争，他们迅速摆脱了家族的束缚，漂亮地完成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
四兄弟的创业传奇已成为我国私营企业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流传最多的版本是：1982年，陈育新带着3位兄弟先后辞去公职，拿着变卖自行车、手表等家当所得的1000元，靠孵小鸡掘得了第一桶金。此后，以养殖业起步，名不见经传的育新良种场逐步发展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一”的希望集团，四兄弟名列中国内地富豪榜之首，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
他们的成功后来被解读为：四兄弟各有所长，而以“亲情信用”为基础的家族企业让他们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刘永好多年后说：“如果不是亲兄弟，当时谁会和你一起干？”
然而，正因为四人各有所长，在没有绝对家长的统帅下，希望集团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产权之痛。分家，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两次分家可以称为中国企业史上最精彩最完美的“亲兄弟，明算账”。不见寻常家族企业的是非风雨，四兄弟的分家在风平浪静中悄然完成。
他们更愿意将这两次“分家”称为“调整”，是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过渡和规范，让求同存异的四兄弟可以在各自的平台上尽情释放个性，在需要合作时又相互施以援手。
技术出身的老大刘永言致力于高科技产业；老二刘永行敏锐地抓住了电解铝行业的市场机会，投巨资上马电解铝项目，同时还参股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光明乳业等；老三陈育新继承了希望集团的传统饲料产业；老四刘永好将旗下的“新希望”多元化进行得最彻底：在保持饲料产业继续扩张的前提下，他几乎投资了房地产、金融、化工、食品、商贸等各个时期最时髦的产业。
正是这样财分情连的特殊模式，让“希望四兄弟”绕过家族企业的纷争，实现了家族亲情与理性制度的完美结合。
倾情慈善林圣雄
在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中，温州老板林圣雄不是最富有的，却在慈善事业上倾情投入——他捐资2亿元，第一个实现援建百所希望小学的梦想，是名副其实的希望工程个人捐款“状元”。
林圣雄有两个梦想：创富、求学。他出身寒苦，幼年时因贫困而失学，从社会的最底层打拼，一步步艰难前行。几十年后，他的圣雄投资集团已是资产雄厚的大型企业，财富梦想终于成真。只是，另一个梦呢？
1991年，他出差途经成都，目睹了他人为失学儿童募捐的善举，当即从口袋里仅有的1200元钱中拿出了1000元。些许的激动过后，他意识到，用财富改变穷苦孩子的命运，这不正是从更大的意义上实现自己的求学梦吗？
从此，他艰辛创业的一生，便与希望工程、与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与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与救灾济贫的种种义举紧紧相连。
1998年始，他先后斥资近6000万元，在浙江、西藏、云南、贵州、山西、内蒙古等省区援建了100所希望小学，惠及5000多名中小学生。此外，他捐资1.2亿元，设立浙江大学“圣雄奖学助学奖教基金”等多项基金，资助贫困大学生近2000名。
过去的9年间，林圣雄已累计为公益事业捐款近2亿元。
行慈善之事者，绝非林圣雄一人。事实上，国内目前超过63.6%的私营企业家有过捐赠行为。尽管尚无一份权威报告来论证这一群体捐赠的具体数额，但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个体私营老板，他们不再只是单纯地追逐物质财富，更在用物质财富创造社会财富、精神财富，他们为“创富”注入了崭新内涵。
当然，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私营企业家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投身慈善事业。他们所履行的，不仅是一个富人的责任，更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将慈善与财富都置于重要地位，也是一个企业家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
貌不惊人，唯有一颗朴实无华的心灵，在行善之路上默默前行。林圣雄，他彰显了私营企业家身上温暖的慈善精神。
“巨人”史玉柱
转换于“中国首富”和“中国首负”之中，史玉柱完成了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执著、诚信、勇于承担责任。
用东挪西借的4000元钱，以及耗费9个月心血开发出来的M-6410桌面排版系统，史玉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创业的征程。用打时间差的方式做广告，用牛气冲天的目标去办公司——“我办的公司要成为中国的IBM。”最终，他以一个家喻户晓的保健品牌脑黄金，成长为一个商业“巨人”。
当“巨人”站到云端，他却犯了一个人志得意满时常犯的错误。他已经习惯了向上看，却忽略了脚底下已经动摇的根基，誓要打造的“中国第一高楼”刚刚破土，资金链就开始告急。这一来，“大楼”先是吸走了所有的流动资金，然后唇亡齿寒地拖垮了整个公司。他一夜之间负上几亿元的债务，从“中国首富”变为“中国首负”。脑黄金也和三株口服液、红桃K一起，成为企业失败的经典案例。很少人能在这样巨大的落差中崛起。
当债主蜂拥上门、自己官司缠身，他却能静下心把骂自己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看，从中寻找败落的原因；当身无分文、市场前景模糊，他能走村串镇、挨户寻访，冲破重重阻碍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当资金紧张、无法铺货，他以独特的销售模式定下了“款到提货”的市场规则；当财富重来，他能一分不少地偿清债务，并清醒有加地把“鸡蛋”分置于多个“篮子”，然后开始了在自己老行业、新领域的“征途”。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执著、诚信、勇于承担责任，这是“巨人”不倒的原因所在。
“汽车疯子”李书福
李书福以一个白手起家者的精明、一个草根阶层的无畏、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执著，一路闯关，突破国家产业政策的重重禁区，终成民企造车第一人。他被称为汽车疯子，他以完全外行的姿态挤进一个绝对专业的领域，然后以离经叛道的方式打破所有的游戏规则。
面对中国庞大的汽车消费群体，他情真意切：“吉利要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
面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壁垒，他大声疾呼：“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做轿车梦。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请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
他用狂妄的语言、张扬的个性高举起自主创新、民族品牌的旗帜；他在建立起自己的汽车王国的同时，也圆了无数中国老百姓的汽车梦。
中国汽车工业僵化的体制、虚高的价格给了李书福可乘之机。李书福之后，中国企业界掀起了造车热，波导、力帆、奥克斯等都先后进军汽车工业，光浙江一地，就有20多家民企宣布造车。时至今日，这些企业有的早已撤退，有的还在苦苦支撑，只有牢牢占据先发优势的李书福终成正果。今天，吉利轿车凭销量实打实地闯进国内轿车前10名。昔日靠钣金工造车的企业，如今已经自主开发出了中国首款汽车变速箱。当吉利“自由舰”出现在美国底特律车展时，有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汽车正在到来，而你有幸乘坐的第一辆中国车，也许就叫‘吉利’。”而李书福的梦想远没有终止，他要让“全世界都跑着吉利车”。
李书福的成功，源自他对市场的深刻理解——“只要我生产的东西价钱便宜质量好，就一定有人买”；源自对国家产业政策的深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允许各种经济成分不断进入原来由国家垄断的行业的过程，国家的产业政策不是铁板一块，是有弹性的”；还有源自草根阶层的无知无畏——“我是农村来的，你说我怕什么？失败了没有关系，回去种地、养鱼、养虾。”
“联想”柳传志
柳传志可说是知识型创业者的典范， 20多年中关村商海沉浮，长途跋涉之后，领跑者依旧是他。1984年，在中科院干了13年的柳传志“憋得不行”，决定下海，这一年他40岁。最初的日子里，他在中科院门口摆摊，兜售电子表、旱冰鞋、运动裤衩和电冰箱，满脑子想的是手下20多人的吃饭问题。在喧哗渐起的中关村，他平淡的起点引发不了人们任何联想，但此后他显现出的组织能力预示了今后绝不平庸的人生。上任前他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从给500台IBM计算机做维修和培训的小业务起家，20年后的他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全球个人电脑；当奥运圣火燃遍全球的时刻，又敏锐地引领世界与他一同“联想”。
联想20年的长跑，或许就是柳传志20年的“驭人”之旅。
当年他从倪光南脑子里掘出第一桶金，多年后又将其“扫地出门”，柳传志以退为进，倪光南功败垂成。
他不玩阴谋，玩的全是阳谋。面对年轻有为者，他伯乐识马，悉心调教；面对“不可救药”者，他快刀斩乱麻，决不手软。他常说“郭为是真老虎”，而他给老虎插上翅膀，自己成为老虎的主人。
审时度势使他处处先知先觉，拒绝诱惑让其得以长远发展。年逾花甲，他由“一线”退下，但无论谁在前台表演，稳居幕后的始终是他。同时代一路走来的人们纷纷倒在路上，而他始终坚持“不在改革中犯错误”，不愠不火地见证着中关村的历史。
少有知识阶层白手起家闯出路子的，而柳传志带给我们的“联想”还远未结束……
“红顶商人”蒋锡培
蒋锡培是第一个以私营企业家身份参加党代会，成为中共十六大代表的人。他的当选标志着私营企业主政治地位的提升。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游刃有余的“红顶商人”，这些都不足以概括时代赋予蒋锡培的意义。当他在中共十六大代表申请表上“身份”一栏庄重地填上“民营企业家”5个字时，这个13年前梦想着一辈子能挣上5万元的钟表匠，注定要被写进历史。
翻开蒋锡培的创业史，没有发现血腥和欺诈的记录。从修表匠到个体户，从乡办企业到股份制企业，从攀上国企“高亲”到赎回股份重回私营企业行列，很少有人能如此准确地把握政策的脉络，并顺势而为。
1989年，蒋锡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有关文件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直到1991年，对当地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蒋锡培被破例批准入党。随后，陆续有一些私营企业主或改变身份，或通过戴“红帽子”进入党内。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之后，私营企业主掀起了要求入党的高潮，他们纷纷在自己企业里建立党组织。
经过数年的贡献和期待，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者”而不是“剥削者”的“蒋锡培们”终于赢得了本应享有的政治地位。
网络经济代表马云
马云是新经济的代表人物，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网络经济模式，帮助众多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走上了全球化之路。在中国互联网业，马云是一个异数：不懂技术，不懂管理学，没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的背景。
马云的成功非常简单：辞职创业、拿到高盛和孙正义的风险投资、开始有收入、挣到1元钱、每天收入100万、每天盈利100万、每天缴税100万……
这些令人羡慕的数字背后是马云与众不同的创业人生。
他在私营企业发达的浙江成长，在最底层的市场摸爬滚打。正因为如此，他深知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困境：生产水平越来越高，竞争力越来越强，但是信息不对称成为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
马云最早感知到这个商机，将自筹的2万元创业资金义无反顾地投向互联网这个新平台。和其它的电子商务不同，他决定弃鲸鱼抓虾米，不做那15%大企业的生意，只做85%中小企业的生意。“如果把企业也分成富人和穷人，那么互联网就是穷人的世界。”马云说：“我就是要领导穷人起来闹革命。”他以一种通过网络集群协调中小企业产业的模式，为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经验。
马云成功了，他的阿里巴巴创造了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奇迹。如今，阿里巴巴服务的客户达到了240万。马云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位登上国际权威财经杂志《福布斯》封面的企业家。
“财富二代”杨惠妍
杨惠妍，26岁，1300多亿身家，新鲜出炉的女首富。
2005年，她在父亲安排下进入碧挂园担任采购部经理，并参与制定发展战略，此后成为持有碧桂园70%股权的执行董事。
2006年4月20日，碧桂园在香港挂牌上市，杨惠妍超越各路前辈成为中国财富第一人。
杨惠妍代表着“财富二代”这个群体。在未来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他(她)们必将发出更大的声音。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第一代企业家靠胆识发家，第二代企业家凭知识创业，第三代企业家长于资本运作，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白手起家。可是杨惠妍们不一样，他们直接站在父辈的肩膀上开始自己的事业之旅。与杨惠妍站在同一行列的，还有连续4年成为福布斯榜单最年轻富豪的海鑫集团掌门人李兆会、已经出现在民生银行和金鹰成长基金股东名单中的刘永好之女刘畅、出任万向财务公司总经理的鲁冠球之子鲁伟鼎、成为宗申集团第一大股东的左宗申之女左颖……
改革开放以后造就的第一代富豪们逐渐步入了权力交接的阶段，新一代的上位是财富传承的必经之路。然而，继承了父辈的财富，能否同时承继父辈们赤手空拳打天下的胆识和勤奋？没有经过财富的原始积累，他们的血液中是否依然流淌着父辈们的野心和血性？丰富的知识和显赫的专业背景能否换来游刃有余的商业智慧？这一切，杨惠妍们还需要用时间来证明。
中国的个私经济在30年的风风雨雨中生长、碰撞、突破、创新……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它和它的创造者，依旧保有强劲的生命力，脚踏实地的走稳走强。
白手起家 成为鹌鹑大王
“22年前，你们4兄弟凑了1000块钱开始创业，如果用做投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假如现在你的财富突然间一夜蒸发，你认为你还能东山再起，再度成为中国首富吗？”
面对这个问题，刘永好轻轻抿了抿嘴，沉吟片刻，然后挺直身子，直视着我们，一字一句地说：“其实，这20多年的磨练对于我来说，拥有了多少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创造这些财富的能力！假如我这个企业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所有财富都消失了，但是我的自信还在，我的见识还在，我的这种经历和能力还在，我可以重头再来。对于我来说，自信和勤奋是无价的。”
说完，他摊开一个很大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个问题，脸上露出敦厚的笑容。这是刘永好的习惯，无论和谁交谈，身边都不离一个本子一支笔，碰到有用的东西就往上记。
在刘永好身上，有两项特质：第一，他非常非常地爱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方能不断进步，方能跟得上社会大环境和企业小环境的变化，有能力和知识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第二，他非常专注，主业一直专注于农业，并在这个领域内做深做广。中国有9亿农民，他帮助农民兄弟挣钱，然后再挣农民的钱。这两项特质最终成就了内地首富。
下乡插队，了解了真实的农村
20岁之前的刘永好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
1966年，作为年仅15岁的红卫兵小将，刘永好为了跟着老师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特地挑了一件家里最好的呢子衣服。衣服是父亲1949年土改的时候在地摊上买来的，据说还是英国进口的毛料，在父亲和三个哥哥手中辗转了17年后到了刘永好的手中，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样式也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刘永好把它当成了宝贝。
毛主席见到了，刘永好渴望着赶快进入共产主义。因为母亲告诉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一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的理想生活就可以实现。但这种理想生活显得遥遥无期。
两年后，17岁的刘永好插队到了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当地没水没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老乡们都认为这里是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钱。
许多年以后，刘永好在和名牌大学的MBA座谈时谈到了这段经历：“我当了四年零九个月的知青，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在农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懂得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一定要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