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报道，近日，东南沿海某药厂的一位销售经理前来本报，述说他所亲身经历的高药价利益链和内幕。针对他所说的是否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如何才能更好地缓解看病贵的难题？卫生部前司长、大学院长、医院院长、外科医生、药师以及行政法学专业人士，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药价从出厂到病人手里涨近10倍？ 　　药价为啥这么贵？谜底其实很简单，因为有太多的成本被加在药品中。 　　假如某种处方药的定价为每盒100元，那么给医生的回扣大约40元；花在药品推销员身上的成本——包括底薪和提成，最低10元；中间商——医药公司要赚10元；医药招标中的花费约为15元。75元就这样用掉了。而生产商——医药企业的纳税约14元，原材料、生产成本、企业管理费用、销售成本、工人工资一共才11元。 　　廖志仁(深圳某医院院长)：100元的定价和11元的成本，其中的回扣空间不言自明。这说明药品的定价是成问题的。计划经济时期，药品的价格完全由政府决定。而市场放开之后，医药企业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就在价格上做文章，以高价格、高回扣作为促销手段，形成恶性竞争。 　　于宗河(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在目前的药价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作了营销成本，最初医药代表正常的推销方式已经被整个利益链条扭曲了。在很长时间里，药厂的药品推销员抱怨医生，医院和医生是受责备的。医患的矛盾加深，接着形成了一个怪圈。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采取措施就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上来解决。 　　先说回扣，我们称之为“临床费”。给医生的红包一般是1000元到20000元不等，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来讲，30000元能摆平一个三甲医院。 　　今天的“临床费”不仅表现在现金上。有些医药代表是帮医生发论文。大夫需要评职称，所以我们把“临床费”送给了报社、杂志社。有些是给医生的亲人提供出国方便。医药代表还会培养一些胆子大的“枪手”医生，药品说明书上规定一天只能用一支的，“枪手”可以用5支；有些不需要用的，“枪手”也可以用。 　　杨先生(外科医生)：这老兄的说法有点夸张，回扣一般不超过药价的20%。他说的40%的回扣实际上还包括了医院销售药品的利润。我工作后是到第二年才拿到提成的。这部分钱是科里发放的，和奖金归在一起。如果你不拿，那无疑违背了潜规则。 　　汪先生(杭州某医院药房医生)：回扣确实是有，但产生的原因在医护人员工资不合理性。现在医生的学历都很高，基本是硕士毕业，博士也不少，但价值得不到体现。以我为例，医科大学本科，在药房工作5年，一个月可支配的收入只有1700元。这种心理不平衡在医护人员中很普遍，只好通过灰色收入来弥补。 　　于宗河：医生拿这么多回扣我不信。 　　过去我做医生时，都是劝病人少做检查，用便宜的药，从来没有想到过回扣的问题，什么药能治好什么病才是我们考虑的。那时我们没有陷入利益驱动，就能做医生该做的东西。而现在一般公立医院，财政拨款只占医院总支出费用的2%-5%，只有少数大医院能获得10%，还有一些公立医院完全没有拨款。于是，医院作为福利机构的一面被日渐淡化，作为营利部门的一面被强化。药品的整个利益链也因此产生和被拉动起来。 　　尽管拿了回扣，但许多医生其实并不满意。因为这种收入不被社会认可。他们其实更想心安理得，以自己的医术获取合理的薪酬。奖金又是和医生能开多大数额的医药费挂钩的，这就导致医生们想方设法给病人开出高昂的医药，过度医疗的现象四处蔓延。 　　我认为，医生职业作为一个带有福利性质、救死扶伤的特殊职业，在工资上不应该搞市场化。公立医院的医生工资应由政府定价，浮动的奖金部分不应过大。我过去在考察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公立医院时，发现他们的公立医院的医生工资是相对固定的。 　　廖志仁：在杜绝医生收受回扣上，我们医院从明年开始，不再将医生开药和收入直接挂钩。另外，在我们医院，单价超过30元的药品一般都进入监控范围。我们也通过经常变换药厂，打破医生长期对某种药品的“青睐”。下转第2版此产生和被拉动起来。 　　执业医师法对医生的处罚力度应该加强。在收受回扣这个问题上，如果情节严重的应该取消其执业资格。否则他虽然被这个医院开除了，仍然能在其他医院工作，这会使他有恃无恐。